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中的位序
作者：金耀基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中的“现代大学”，是指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在19世纪世界上出现的那种新的大学。
现代大学起源于西方中世纪的大学。往往很多人认为西方中古是一个黑暗时期，过去的许多历史学者都这样讲。不过现在很多人不再认为西方中古是那么黑暗的了，至少中古时代有一盏一盏的明灯，那就是大学。西方中世纪的大学，规模很小，知识的结构也很简单，学问就是讲“信仰”，基于基督教文明，经过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的地位提高了。到了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的知识性格又转变了，由“信仰”转变为“理性”。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到了19世纪，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已经获得全面胜利，这对大学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科学进入了大学，与人文平起平坐了。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19世纪末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进化理论，当时科学界的一位名士叫赫胥黎，把达尔文的理论普及化，影响极大。有一次赫胥黎在牛津大学演讲，许多打扮入时的漂亮女士都慕名而来，但当听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时候，就有几位女士惊疑得昏倒了。（笑声）
现代大学知识结构之转变，除了自然科学在大学教育里取得了重要地位之外，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1850～1945年）这段时间中，社会科学这个新知识领域也成功地出现了。社会学之父孔德讲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间社会的，这也是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的一个新拓展。
现代大学中，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三个最主要的知识领域，然后就是专业学院的发展，这是今日研究型的综合大学的知识框架。剑桥大学有个很出名的小说家，也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叫斯诺，他写书说剑桥出了问题，出现了两个文化，互不通气。就像一个分裂的人，这边是人文，那边是科学，中间是一道墙。斯诺批评人文学者根本不了解科学，却要反对科学。他提出的两个文化的问题，在当时剑桥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个问题到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也一样引起争辩。实际上这是现代大学共同的问题。在现代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性是普遍存在的。其实，今天的现代大学中，除了科学、人文，还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性格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本身对科学与人文也有畸轻畸重。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的，夹在当中，情况不顶好受。我比较倾向于人文。不过话说回来，有点紧张性不一定是坏事，这种紧张性往往会产生有创造性的思维。
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讲“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来到中国。德先生的命运不是那么顺利，更不是飞黄腾达，但是赛先生一到了中国就不得了了，变成万能博士，到处横冲直撞，每个人都崇拜它。赛先生成了新的神，当然也影响到大学的整个知识的结构。现在很多人把“Humanities”译成“人文科学”。的确，加上“科学”两个字似乎给“人文”增加了光辉，但我认为这个译法是有问题的，应该译成“人文学科”。诚然，现在人文学科逐渐地受到科学的侵蚀，连人文学者的思考方式也不知不觉地科学化了。不仅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紧张性越来越大了，其实所有的学问都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就像胡适早已看到的，“赛先生”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了。
说真的，科学威力是越来越厉害了。社会学家格尔纳说：“过去的科学是在世界之中，现在的世界是在科学之中。”由此可见科学在今日的重要性。科学的发达，使我们对“人”的看法都变了。我们中国以前讲“人”，总是跟动物来比，并以此显出人之为万物之灵。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离娄下》）不过，今天的问题不是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是人跟机器有什么不同。今天应该说：“人之所以异于机器者几稀？”这话如何理解？今天的人，如果肺不好，没关系，装个小机器就得了；哎呀，我的心痛，没关系，换个小机器；胃不好，也换上个小机器吧。但问题来了，你的身体器官换一个两个的，没人说你不是人，可是你五脏六腑个个都换了，甚至最近英国有个人身体里放入了晶体芯片，那你到底是机器还是人呢？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科学这个大问题了。
科学与人生是越来越不能分了。我们现在使用手机，千里之外可以传音，它不仅把时空改变了，也把我们的人文世界改变了。我们诵读唐诗，有很多是咏别离的，诗中感情之缠绵高远，真难消受！可是有了手机，虽然还是有离别，但很难有离情了。你去美国，到了那边给我来个电话，就这么一句：“哦，你现在到了。好，我现在吃饭呢，再联络吧！”古人的离情别绪全不见了，你不会像杜甫送友人那样，写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样深情无奈的诗句。那时隔了山，就音讯不到了。现代科技把这些物理条件都改了，你能说科技没有大影响吗？不过，是不是我们的人文世界就因此完全贫乏了？那也不是，换个角度，有时可能更丰富了。我们可能不再为离别太伤感，也因此少了离别的诗词，但是我们为其他的事情也许会多一点感触。人间是不会没有情的，因此也不会没有文学。
我想强调的是，在科学大胜之下，大学知识结构成为一个“认知性的复合体”，出现一种排他性的“知识的科学范典”。即是说，什么都以科学为尺度，一定要是属于科学的东西才算“知识”，对科学的崇拜导致了“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主义，不仅认为科学是知识的一种形式，而且把知识与科学等同起来，科学即知识，知识即科学。事实上，现在一般人的思维已经逐渐接受了这种科学主义。不仅在中国有此现象，在全世界都有这种趋势。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其实，知识（knowledge）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属性，科学性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的知识。在这种科学即是知识的意识形态下，任何一种知识都必须挂上科学的面貌或者尽量使其“科学化”，才能享有“知识”的地位。社会科学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科学化的倾向，即用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来研究人间社会。
科学不但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使社会科学科学化，还进入到人文领域了。譬如研究唐诗，有人用电脑来帮忙，看看其中多少个“的”字，多少个“之”字，然后再进行“科学”分析。这种研究有没有价值，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所要说的是，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文学研究要借光于“科学方法”，才能显出它的“科学性”，才能取得知识的合法地位。问题在哪里呢？简言之，这就是“知识的科学范典”的问题。这是对人文学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剑桥大学有名的历史学家Plump教授说，在科学主义的知识范典下，人文学者已经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知识人的“知者”（knower）的位置了。他认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人文学者的最大的压力。哈佛大学人文学者布什（Bush）说，今天的人文学者好像是跟在凯旋的知识队伍中的一个步履蹒跚的落后者，也像一个空荡荡的博物馆中的一个孤独的看门人。当然，布什教授是怏怏不快的。请问，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的形象又如何呢？我的问题是：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应该怎么定位？
首先，我要劝人文学者千万不要乱批评科学家，千万不要乱批评工程师。（笑声）为什么？简单说，他们是有贡献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听人说“科学这东西害人”，但这话有多少人真会信服呢？今日人类的文明是离不开科学与科技的。在今天的文明结构里，如果不谈科技，任何谈论都不会深刻的，都是空的。人文学者千万不要以轻蔑科技来抬高自己，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对人类文明性格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诚然，我们对科技有时候也会不开心。昨天晚上月亮很圆，但我一看上头有一面美国国旗，就感到不是味道。以前读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句，就有无穷诗意的想象。美国的国旗上去之后，我就再看不到美丽的嫦娥了。科学家告诉我们上面没有嫦娥，没有美妙的月宫。科技把我们诗的想象的世界改变了，这不是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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