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我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
作者：陈乐民
1955年我刚到维也纳的时候，奥地利还分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维也纳也分成四个“占领区”。满脑子“政治斗争”和“政治责任感”，一句话，几乎彻底“政治化”的我，初到维也纳的苏联“占领区”，有一种很特殊的，似乎是“肩负重任”的心态。我和一位外交信使从北京先飞到布达佩斯，换乘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维也纳“苏占区”的一个很小的军用机场。布达佩斯和维也纳苏联占领区反正都是“苏占区”，都是苏联的“天下”，奥地利还没有取得自己的主权，所以我没有办任何入境手续，便从北京到了维也纳。住在Favoriten Strasse的Mollwald plaz四号，那就是中国书记和工作人员的驻地，比邻的一幢楼房就是不久前从布拉格迁此的“世和”书记处。中国书记是李一氓，带领着三四个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世和”书记处每周开一次例会；李一氓和一名翻译去参加。那时，奥地利还没有独立，中奥没有外交关系，李一氓这里成起了向国内通消息的渠道，也是对外联络的机构。
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一下子被抛进了某种“国际环境”中。“占领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战争结束已经十年了，但四国分占的局面一天不结束，战争的痕迹就一天不能涂抹干净。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环境中，我自然而然有一种“神秘感”和为一种事业而工作的“使命感”。“世和”是苏联制造出来的搞“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组织，正是为了便于争取西方的“和平进步”人士，才从布拉格搬到这里来，因为维也纳的地理位置对于开展这样的活动比已属“苏联阵营”的布拉格更加有利和方便。
奥地利人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19世纪的奥地利帝国以及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断羽之后，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因而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战后则沦为被美英苏法四国占领的地位，奥地利人感觉到没有祖国了。在东德和西德早已分别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后，奥地利人在对比之下更加强烈地渴望从被外国占领的地位摆脱出来。也有一种少数人的意见，认为奥地利太小，是否具备单独生存的条件还是个问题，有的甚至主张与联邦德国合并。我们所结识的奥地利朋友当然不认同这种意见：奥地利凭什么不能独立地生活呢？
然而战争毕竟已经结束了十年之久，占领局面不可能长此以往地维持下去，而结束占领，势必与恢复奥地利国家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因为欧洲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联系起来。在四个占领国与奥地利各大政党反复循环的磋商过程中，一种共识终于达成了，那就是奥地利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定期取消“占领区”，彻底结束对奥地利的战时状态；奥地利实行有国际保证的永久中立。1955年5月，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奥地利终于在贝勒维代尔宫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签字这一天，维也纳全城沸腾，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那天正是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天公作美，好像有意驱散久久笼罩在维也纳上空的阴沉的乌云，预祝着奥地利人走好运。从此奥地利成为享有自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四国占领军将在约定的日期以前全部撤出。“世和”书记处的大楼里也热闹起来，喜气洋洋，大家同在这里工作的奥地利人握手祝贺。
我到维也纳的第一年，大楼里的气氛是“和谐”的，反正一切都听苏联书记的，他是这里的“太上皇”，一切他说了算。法国共产党派来当总书记的，每次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总要问：“苏联同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和谐”是在“一边倒”情况下的“和谐”。
1956年，我所熟悉和习惯的形势和思维方式突起波澜。上半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应，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一下子失去“主心骨”了，困惑、疑惑，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动红军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虽说“世和”以其活动的性质不能对共产党的党务表示态度，但是主持“世和”工作的主要国家的代表都是各国共产党派出的，当然大多数是党员，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样的大事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波匈事件及其所掀起的反应已经超出了“国际共运”的范围，是“世和”不能置若罔闻的“国际问题”。平时在“世和”书记处的“和谐”气氛不见了，各国的书记们以及各国派来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手足无措地张望、猜测。
1956年4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上做的全面否定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立刻传遍世界。大约做报告的第二天上午，“世和”书记处的阿根廷书记把李一氓约到他的办公室，我作为翻译同往。阿根廷书记很神秘地告诉李一氓说，出了大事，随即拿出一张刊有“报告”全文的西班牙文的报纸，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内容扼要地讲给李一氓听。阿书记说这在西方已经传开了，报刊上全是这件事，不知是不是真的。李一氓说无风不起浪，看样子不可能是谣传。我听了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和“大惑不解”，已经习惯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哪知他竟是一个希特勒式的暴君；近代史整个要乱了套。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后，一氓同志立刻叫我们到报亭去买报纸，并且立即把载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纽约时报》寄回国内。那时我们派到西方国家的人员还很少，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估计我们即使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把信息传回国内的。
很快，“秘密报告”的消息即成为“世和”书记处内上上下下纷纷议论的话题了。已经习以为常的秩序被打乱了，每个人都以复杂的心情观望时局的发展。书记处里的法共党员最多，他们对“反斯大林”保留最大，表态是比较慎重而“正统”的。有的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是非搞乱，说赫鲁晓夫搞的是“突然袭击”。反应最活跃的是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对彻底否定斯大林至少是抱着同情的态度。苏联代表也不像过去那样镇定和神气了，他们对于赫鲁晓夫这一手同样没有思想准备，当别人向他们问及“秘密报告”的情况时，他们只能闪烁其词，形容尴尬而又被动。“世和”书记处是面镜子，具体而微地反映出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失掉了“主心骨”般的失控状态。
我年轻而幼稚，当时在政治上只晓得要按党的文件和指示去思想和行动。实际上脑子里一盆糨糊。上面有一氓同志顶着，我们这些小卒好办；不过在和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在一起时不能完全哑口无言，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有了对外表态的准绳。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苏联的“威信”马上一落千丈了，各国共产党一向如众星拱月般以苏共为中心，现在发现“偶像”的威严面具被扒掉了，自然就“离心离德”了。像当时法共那样还顺着苏共的已属凤毛麟角，实在没有几个了。
1956年是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先有赫鲁晓夫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继有苏联红军大枪大炮加坦克镇压匈牙利所谓“叛乱”。波兰的局势也显然不稳，以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的波兰工人党已不听苏共的指挥，在闹独立性了。这种情绪在波兰人心中是十分普遍而明显的。这年夏天，“世和”书记处放暑假，大家应波兰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去度假期。我们接触到的波兰人都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反感，甚至有些“恨恨然”，反苏情绪是不加掩饰的。陪同我们中国人的一位波兰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位中年妇女，随时流露出对苏联以大压小的不满。一次我们在大街上散步（就是战后波兰人民以很快速度重建毁于战火的那条大街，时誉为“华沙一条街”），这位中年妇女指着一座苏式建筑（就像我们的早已改称“北京展览馆”的那个苏联赠建的展览馆）说：“多么丑陋的建筑物呵！它与我们波兰的传统多么不协调呵！这是我们的‘盟邦’强加给我们波兰人的‘礼品’。”诚然，她说得对，“多么不协调呵”。不久，匈牙利事件爆发，苏联军队先开进了布达佩斯，几乎箭在弦上，多跨一步就能进入波兰，只是迫于各种压力，没有敢这样做。但匈牙利则未能幸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