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
作者：武跃速
加缪在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在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20世纪名满世界的思想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还曾经是非同一般的知交好友。他们的名字在中国一度响亮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大学校园。那时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年龄从16岁到30多岁，大家刚从意识形态的严酷中被解放出来，刚刚感觉到一点“个人”意味，于是，一下子接触到的存在主义的一些字眼，比如“主体”、“自由选择”、“他人就是地狱”等，便成了校园的谈论热点。大家动辄就是萨特怎么说，并且立即和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社会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为那些一知半解激动不已。紧跟着又知道了加缪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知道了他的“局外人”、“荒谬”、“西西弗斯”等概念。当时的大学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青年一样，在一种迷惘和价值危机中实现了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使人生成为可能的学说”之说，使之在思维层面产生了一定意义的指导性。这批人从校园走向四面八方，也将自己的思考带向四面八方。我想，后来在日常语言中经常出现的“选择”等词汇，应该是那时“存在主义热”的“后遗症”。
但是，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萨特和加缪那段传奇友谊背后的诸多思想纠葛，以及他们之间震动欧洲知识界的“吵架”和“分手”？有多少人了解那场友谊“崩解”背后的冷峻现实和价值深层的两难处境？更遑论那场友谊崩解渗浸了多少20世纪世界历史的泥浆，给后人留下多少唏嘘、遗憾、悲哀和反思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种流派的西方哲学迅速流入中国，存在主义也由一时的“一枝独秀”归位为“群芳璀璨”中之“一芳”，同时“归位”到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许，只有对存在主义有持续热情和专门研究的人，才会对萨特和加缪两人间的不凡友谊以及崩解过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关注贯穿其中的社会政治意味。但由于“冷战”等种种政治缘由，材料匮乏，包括在西方学术界，这方面的详尽叙述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冷战结束，国际萨特研究专家罗纳德·阿隆森教授用了6年时间，在新的世纪写出了《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详尽并深刻地挖掘（不是讲述）出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故事，将一场不凡友谊的开始和终结大白于天下。
这真是一本好书！作者不但将两位世纪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了各种琐细的清理，重要的是将隐藏在各种事件下面的两人的哲学见解、道德追求、政治理想、个性心理等方面的显性、隐性因素也一一挖掘出来，将其重现于特定的时代气候和具体的时间、地点，清晰地勾勒了他们相逢相知和最后分手的逻辑地图。最可贵的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将两人的友谊和崩解及其对历史现实的影响搁放在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刀刃上，严格审视各自在价值维度上明确和不明确的两难处境，把面对复杂历史的自我道德期待和无奈的顾此失彼，两颗高贵灵魂难以完满互补的必然性，以及所有这些东西在人类历史中的意义，等等，写得荡气回肠，引人深思。
拨开繁茂的枝枝叶叶，从中抽出缠绕着萨特和加缪那场友谊始终的主要缘由，有这么几个绕不开的坐标：一是二战后期的巴黎抵抗运动，二是战后国际政治风云中二人的态度，三是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深深“介入”这些事件中，在此相逢相知，也在此分道扬镳，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此永远地深刻相通着。
第一个坐标是他们友谊的起始点。1943年6月，萨特的“介入”（由哲学进入历史）戏剧《苍蝇》在巴黎上演，首映式上，萨特和加缪初次见面，立即成为知己好友。因为他们之间早有默契：加缪作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曾经在阿尔及尔的报刊上挥洒自如地评价过萨特的小说《恶心》和小说集《墙》，而萨特也早就评价过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思想随笔《西西弗斯神话》，他们互相佩服，都从对方身上看出了非凡的创造性和惊人的才华。面对存在，萨特用了“恶心”的概念，加缪用了“荒谬”的概念，都否定了传统本质论哲学对人的先验性价值定义，给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责任担当腾出了一片空间。因此，巴黎相见是一个契机，加缪很快成为萨特名流圈子中的一员。
当时的萨特已是赫赫有名，加缪还是初出茅庐，因此萨特便自然地成了加缪进入巴黎文坛的引路人；而加缪早在阿尔及利亚时就是一个积极关怀现实的行动主义者，当时正主编巴黎左翼组织的地下报纸《战斗报》，经常出生入死，可以说是“介入”的“老将”了，便很自然地将正在寻找“介入”之路的萨特引进地下抵抗运动。在加缪的安排下，萨特曾给《战斗报》写了一组反映巴黎解放战斗场景的文章——《起义中的巴黎漫步》（后来波伏娃在回忆中说这是她受萨特授意而写）。战后，萨特创办刊物《现代》，和《战斗报》一起，自觉地为更新法国社会的道德政治而尽力。因此，占领时期和战后的两人，殊途同归地活跃在法国历史现实的舞台上，成为才华卓著的左翼作家领袖。
第二个坐标主要是苏联问题。加缪执著的是，在冷酷的历史现实中一定要记住人性的根本要求，不能在反抗压迫者的过程中成为压迫者，忘却最终目标。因此，他谴责苏联的大规模清洗运动，认为极权政治淹没了人性。他写了长文《不当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明确提出自己的价值立场：“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它一直没到我们的脖子。但人可以设想在历史中作战，以从历史中保全属于人的那一部分——这不是它的固有领地。”在这一线路上的扛鼎之作是其思想随笔《反抗者》，加缪进入价值逻辑和残酷现实的两极，全面论述了终极价值在历史过程中应该占据的位置。他还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创作，写了戏剧《正义者》，塑造了一个“以自己的死为条件接受了为一件事业而杀人的义务的人”，用生命维护了革命的最初目标和最后目标。
与加缪不同，那时的萨特认为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暴力是必要的手段，为了历史的进步应该接受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公开支持苏联。萨特也写了宣扬自己现实思想的戏剧《魔鬼和上帝》，塑造了一个从哲学进入历史的强硬分子，肯定了暴力作为手段的正当性，因此萨特一度变为一个“新型的政治现实主义者”。
两人的分裂在所难免。围绕加缪的《反抗者》，两人在萨特主编的《现代》刊物上发生论战。让松——刊物的一个普通编辑——写了长文抨击加缪，挖苦加缪是“君子”、“红十字道德”等，言词激烈。加缪怀疑这篇文章是受萨特的指使而写（事实上萨特也感到为难，因为他的刊物必须对《反抗者》发言，但又不同意加缪的见解，犹豫了一阵子后，才由让松写了上述文章，萨特也觉得措辞过于严厉），感到友情受了伤害，紧接着写了著名的“致主编先生”一信，将矛头对准萨特：“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您今天断绝了它……”两位朋友因思想对立而陷入情绪的激烈状态，一场“争吵”之后，从此势不两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问题最终成为萨特在这条线路上的滑铁卢：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萨特在接受采访时当即宣布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并且在其刊物《现代》上推出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专题，成为他和党派之间断绝关系的独立宣言。萨特承认，在这之前，他“封闭了一切道德观念”和自我判断，而如今的自我回归让他欣喜。20世纪70年代以后，萨特谈到他在50年代是如何克服甚至压制早年的“道德主义”的，说那一切都是为政治现实主义让路。其实，萨特早在戏剧《肮脏的手》中，已经表现出了他的矛盾心理，剧中描写党棍路易斯等人的粗暴和手段的卑鄙，实际上是对历史现实的批判。“匈牙利事件”是一个极限，他不可能允许自己矛盾下去。在以后的许多历史事件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为一切受压迫者说话，“成了一个观点举足轻重的道德在场者”。这就是说，他在道德人性的点上，与加缪殊途同归。然而，他和加缪都没有丝毫和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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