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１９７０年代生人的中国意识
作者：许知远
“未来竞赛的核心就在这个国家。”这是创造了福尔摩斯的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在1898年访问美国时的判断，非常适用于2004年的中国。自从1971年以来，瑞士小城达沃斯在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都会吸引来自全球政界、商界与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就我们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尽管2004年的主题被设定为“通向繁荣之路”，但参会者却发现，所有的话题最终都转向了中国。
《华尔街日报》2004年3月这样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与1960年的日本。”日本商业思想家大前研一相信，只有在这些类比的帮助下，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今天的变化。从1898年的柯南道尔到2003年的大前研一，我更愿意相信中国崛起所激起的情绪更类似于19世纪末的美国。1890年的美国面临着什么？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从1776年以来，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种信仰。几代美国人一直刻意地回避与世界的接触。当他们的物质财富已形成巨大的积累后，却没有在世界获得相应的权力。当所有的游客感慨于美国生活的丰沛时，当它的制造业早已超过英国时，它却只拥有弱小得可怜的政府与军队，在外交事务中基本没有发言权。
西奥多·罗斯福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令人厌恶，但这个推崇“胡萝卜与大棒”政策的总统，却给予美国人所需要的国家认同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当时意识到，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世界，它将可能取代旧世界。而在20世纪初的欧洲议会辩论中，充斥着“美国威胁论”这样的论调。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T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人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他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
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因为不安全感，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前，始终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19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每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人马修·阿诺德的名言：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而一个新世界尚未诞生。“9·11”给了这代人这样自我宣称的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01年应被视作我们这一代人——对国际事务与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认识开始苏醒的年份。
没错，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国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国再加上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我几乎从未想过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学以“忧国忧民”著称，但五四的一代早已变成了托福、GRE的一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美国大学实验室。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彻底驯服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称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些特别的事件、人物与传统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依靠这种情感与意识构造了一个国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类似我这么大的年轻人来说，2001年的3件事足以刺激这种想象力——申办奥运会成功、加入WTO与中国进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经过了三次狂欢，在那些夜晚的长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变成了兄弟姐妹，他们都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骄傲。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则使这一代人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整张世界的地图，并逐渐开始了解中国在这张地图上属于什么位置，并可能拥有怎样的未来。
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多数西方人（至少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相信，在历史的教科书上，2001年很有可能与1914年处于类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遇刺前，整个欧洲已经享有了将近100年的和平，人们甚至相信战争将永不再会爆发。当时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看法来自诺曼·安吉尔在1914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记者说，自由贸易已使领土扩张成为过失，从经济学上讲，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永远和平已经到来。
而在“9·11”发生前，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又是一位记者对此作出了总结，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诺曼·安吉尔的一个翻版）宣称——世界10岁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欧洲与美洲，但现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碍，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像IBM的广告语“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乐观情绪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19世纪的俄国的流亡分子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的，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而我们呢，则是一种新的杂合文化的产物。世界都在美国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家们喜欢的判断，就像18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化一样，或是15世纪的亚洲都在中国化一样。不错，至少和全球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Windows操作系统，听Billboard上的歌曲，迷恋莎朗·斯通与汤姆·克鲁斯……但这种肤浅的描述根本不能反应出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实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民主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都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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