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聂绀弩先生二三事
作者：林东海
加注错解诗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迥非亚子宪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窗外青天两线交，文章拱手世人高。
寒厨自寿一杯酒，天下惊闻三月韶。
壮不如人空老大，死能得所定燃烧。
五台师范花和尚，狗肉喷香诱戒刀。
这是聂绀弩刊登在1982年4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两首七律，题曰《八十虚度二首》。绀翁生日是1月28日，诗当是写于一月底二月初，属于自寿之作。“虚度”是自谦之辞，却暗寓“初度”之意。“初度”语出屈原《离骚》：“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意谓出生年时，后借用为生日。编辑室同仁读了这两首自寿诗，交口称赞，以为写得好。诗语是再平实不过了，然而诗意却极其曲折，令人回味无穷。
绀翁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文革”后落实政策，其组织关系依然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也可以说是我的同仁。在他回京之前，我就听到不少有关绀翁的轶事，知道他不拘小节，经常穿着木拖鞋上班，端着茶与同事聊天，有“大自由主义者”之称，但工作却大有成效，在他抓古典部工作期间，编辑出版了大量好书，在出版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他真是无为而无不为。他虚岁八十所写的这两首自寿诗，是自信抑或自谦，是自大抑或自卑？只有了解其坎坷经历的人，才能从他奇特的个性中，从他俏皮的文笔中，品味到诗中的真趣。
人文社古典部自从被降为当代文学这朵“牡丹花”的“肥料”，便日渐衰落委顿，失去了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鼎足而三的地位，更是无复从前学术上“领军”的势头。看到这种情况，我更是由心底里钦佩这位老前辈的工作成就和敬业精神。一位同仁相告，绀翁在政治上对我很关心，也很肯定，这使我更加感激不已，很想去拜访这位我所敬重的老人。就在他实岁八十华诞时，1983年2月9日，我和编辑部同仁到绀翁寓所，去祝寿兼拜年。车开到垂杨柳北劲松十一楼，就是他诗中所说的“居家不在垂杨柳，暮色苍茫立劲松”。
进入寓所，在简陋的二居室中，看到绀翁躺在东房东墙边的小床上，当周婆（颖）带我们进屋，他只是眼睛一亮，并不起身，也不能起身。他患的是“废退性肌腱萎缩症”，两腿惟剩皮骨，上身也瘦如干柴。我们向他祝寿拜年，他微微一笑，露出欣慰的神情。我们背诵赞赏他那两首《八十虚度》诗，他很高兴。我接着问“窗外青天两线交”作何解释，是否从“一线天”化来的，他点了点头，眼睛转向窗外的高楼。原来他把高楼当高山。山有一线天，而楼有十字路，故云“两线交”。同仁李易有时到劲松陪绀翁下围棋，叙叙旧情（他俩都曾被错划为右派）。他告诉绀翁，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叫《题胡风红楼梦交响曲序》，说着便举手到衣服口袋里掏诗稿，没掏出来，“忘了带上了，糟糕！周先生托我转给《团结报》发表，想让你看一看。”李易兄在办公室与我比邻而坐，周诗我曾拜读过。一般说来，以格律辅助记忆，一首七律，看过两遍我就能背下来，但我的闽南口音，用普通话念旧体诗，不易听懂，于是我就拿纸默写下来：
六纪红坛阅死生，一痕石破九天惊。
锄兰谩拟沉湘愤，刖玉难同泣璞情。
肝胆嵯峨秦镜碧，是非寥落汉灰平。
谁能到此心涛静，病眼寒灯午夜清。
我写完，递给绀翁，并读了一遍。同仁诸君颇为吃惊，以为我的记忆力好。绀翁拿着诗，看了又看，他要从这些诗句，联想到《红楼梦》，联想到胡风，联想到周汝昌，联想到自己，自然是百感交集，“此时无声胜有声”，干脆把眼睛一闭，什么话也不说了。
他张开眼睛，瞧了我许久，突然说：“你的书我读不懂。”说着伸手从枕头边摸出拙作《诗法举隅》，翻了翻这本小册子，接着说：“你说的诗法，我不懂。我还写点诗，都不懂，别人懂吗？”我听了有点懵，一时不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所以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只是笑了笑，想听他说点具体意见。他却把眼睛一闭，什么也不说了。等他张开眼睛，话题又转到别处去了。我们告辞绀翁，下楼时，有同仁对我说：“聂老真怪，说读不懂你的书，可他就放在枕边，而且书已翻旧了，看来还是很注意这本《诗法举隅》的。”这当然是对我的安慰，但说绀翁注意我的小册子却也没错。然而我总以为绀翁对诗法一定别有看法，只是不想当面与我争辩，不像朱东润师在小册子的《序》中直说“情之所至即诗之所至，诗而至此，不可与言法，亦不宜于言法”。后来我读方管同仁的文章，说绀翁深通旧诗格律，但却反对写得太正统，而注重于感情的表达。（《关于聂绀弩的北荒草》）我这才明白他把感情放在第一位，而把技巧手法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与东润师持论的角度是一致的。
正是居于对诗的这种注重本质的认识，所以绀翁反对注诗，朱正先生主动要注绀翁的诗，他并不太赞同。在朱正先生注稿交给人文社后，他却很关心书稿的命运，不止一次问我，《散宜生诗》发稿了没有，还托我询问能否出版他的新诗集。我遵嘱向诗歌组和社领导转达他的意思，答复是，注本不成问题，至于新诗集，意见不一，有同志不同意出版。我向绀翁转述咨询情况时，顺带告诉他，人文社诗歌组日子不好过，不仅旧体诗出版极难，新诗出版也很不容易，原因是没市场。1984年春，诗歌组要我帮忙终审（该组旧体诗词书稿多推给我终审），为此，我找过绀翁，想听听他的意见。他说：“诗不能注，一注就错。”我说：“这固然是，历来解诗多所歪曲，即谭献《复堂词话》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是有些典故注一下，还是有助于读者的理解的。”说到典故，好像触动了他的什么神经，他颇不以为然地说：“典故，我懂什么典故！我是个小学生，读过几本书？知道什么典故？如果说有典故，也是从《三字经》、《千字文》、《封神》、《水浒》中来的，那还用得着注！”他的这些意见，在朱注《散宜生诗》的《后记》中，正式作了说明，并指出作注“不是我或出版社请他，而是他自告奋勇的。用个典故：毛遂自荐。”
得益阿Q气
绀翁一生胸襟豁达，岂止名利不挂于心中，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但他又十分执着，尤其是写作，不仅认真，而且积极。晚年瘫卧小床，仍然坚持写作，孜孜不倦。郁风女士说他“冷眼对窗看世界”，黄苗子先生接着对曰：“热肠倚枕写文章。”说得贴切，对得工整，这老两口真是捷才。绀翁的这种态度，这种毅力，令人钦敬，令人叹服。
1983年10月，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来电，要我代该刊约绀翁写一篇文章，题目由他自己定。我即遵嘱向绀翁传达中华约稿之意。他当时虽未立即答应下来，但心下却接受了。10月16日即来信：“拟写一篇《漫谈三国演义》，可如期交稿，生病则说不了。”他的室名称“三红金水之斋”，顾名思义，当是对《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这几部小说，特别感兴趣，也特别下工夫，第一部就是《三国演义》，所以他定的这个题目，一定是胸有成竹的。经三四天艰苦奋斗，终于写完了该题。他躺在床上，写封信都困难，何况是几千字的文章，然而他果然如期完稿。10月20日来信说：“《且说三国演义》稿就。因改来改去，致成孤本，深恐失去。想复印一份，不知你处可复印否（总以在你手完成为要）？否则，我找人印好后送上。此稿写得很苦，所谈似无人谈过，务须有一份在手始放心也。最好是中华已不要此稿或不合用，不知前途如何。我又不能直接找他（已忘其名），所以很窘。”因为“写得很苦”，又是“似无人谈过”，所以对该文特别珍惜，务须有副本在手始放心。其态度之认真，端的可“怕”。我复信答应可以复印，但他还是不很放心，特意请周姑娘（健强）抄写。11月15日又写一信托周姑娘捎来，信中说：“拙作《且说三国演义》一篇，约五千字，正抄写中，廿（日）以前可寄奉，听候处理。倘不合用，原稿退还，能提意见更佳！不要勉强用。不合用者与中华所需处不合耳，作为一小文，他处可发表。决不埋怨。”后果如期托周姑娘送来，我立即寄中华，并转达绀翁的意思。他写文章，不轻易写，写必自抒己见，因而格外自珍。对于学术的态度，能如此认真者，其在今日，尤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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