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周南遥想当年
作者：宗道一 等编著
布什“巧”遇乔老爷
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到联合国的时候都穿着中山装。美国报刊说：中国代表团大概都要举着小红书，身穿“毛装”，排列进入联合国。那时候“文革”还没完呢！当时规定，正式的宴会，正式的场合，要穿民族服装，不能穿西装。我们中山装是穿了，但没有排着队，是举着小红书进去的。
记得当时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什，当时他还没当总统，是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我们去的前几个星期，他还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拼命地拉票反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让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我们已经进去了，那时候基辛格也访华了，双方不能老是僵在那里，他也要搞点现实主义，但转弯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么办呢？据说他向联合国秘书处礼宾官事先打听好了，中国代表团几时几点到联合国总部。然后他有意识地在大会厅的自动电梯前边的走廊上跟一个人随便聊天。等乔冠华一行经过的时候，假装“偶然”碰见了，然后握手表示欢迎。
老布什当时态度一下子就变了，非常热情。大概过了两三个星期，他邀请我们几个外交官和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到纽约州北边他的私人别墅去吃饭，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他把夫人、孩子都请出来，和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老布什在联合国的那段时间，多次主动提出来要中国代表团请他吃饭。
身在龙潭虎穴中
我们到联合国后，因为找不到房子，开始时住在罗斯福旅馆，包租下旅馆的二层楼房。等乔冠华他们出席本届联大的人员回国后，常驻代表团的人员还住在那里。但除开会外老关在旅馆里，没有文娱活动也不行。怎么办昵？团领导关心大家，就安排放电影，在旅馆走廊里面放。有一个公务员叫王锡昌，他原来在匈牙利使馆当公务员。我们去纽约的人员是配套的，从团长到司机到公务员、厨师全有。住在旅馆里面，公务员的事情就少了。晚上在饭店走廊上放电影，是小王放的。第二天早上，出事了。怎么回事呢？小王平常每天都起得很早，这天早上很晚不见他起来，大家就敲他门，没有回音。然后就打电话，电话也没有人接。旅馆方面有万能钥匙，把人找来，用万能钥匙一开，发现里面的铁链子是锁上的。冲开后一看，人躺在床上，已经凉了，死了。我们马上叫救护车。美国的救护车来了，一看人死了，调头就走，说不是他们的事。
我们马上报告了警察局，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进行了联系。他们提出来要解剖，要不然不知道死因是什么。所以就由我们两个同志陪同到医院去解剖。化验结果发现小王是中毒死的。中国人有喝茶的习惯，有人在热水瓶里下了毒。小王晚上回去的时候，睡前喝了一杯水。很有可能是台湾特务买通了服务员下的毒。后来大家回到旅馆里，喝水都非常小心。后来我们向美国方面交涉，要他们追查凶手，他们口头答应了，但最后没有下文，不了了之。这个事情报到北京，周总理很着急，要我们赶快搬家，让财政部特批500万美金，让我们找房子搬出去。所以我们找到66街林肯中心对面的motel（汽车旅馆），立即决定买下来。为了怕人家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合同一签，不等客人全部搬走，我们就往里搬。空出一间，我们就进去占一间。
过了一年，我们让安全部的人带着仪器去查。就在我那个房间的暖气包边上，还有别的房间，找出不少微型窃听器，还有的是在厕所里找出来的，一共有十几处。看来有的房间里原来的客人还没有走，就被他们安上窃听器了。国际间公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斗争是很复杂、很尖锐的，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
剑气箫心两未残
我去联合国的时候是1971年，就是说我去的时候，还是“文革”的后半段，还没完。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团也好，派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还很激烈。“老爷”派的人相互之间有矛盾，“老爷”派跟“小姐”派之间有矛盾。（“老爷”，指乔冠华；“小姐”，指王海容、唐闻生）两边都想拉我参加，去整对方。鄙人不感兴趣，下定决心“不参加”。所以除了开会之外我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在房间读书。我经常到旧书店，一美元能买好几本简装书、旧的小说、英文小说等，我买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馆，逛逛公园散散步，晚上回到家里看电视，有一个13台，放的尽是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就这样消遣，尽量躲开外界的干扰。那次回国之前，有一个派别的小头头和我谈话。他在那颠来倒去的，一会儿这派，一会儿那派。我就说：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应该搞这些玩意，还是“和为贵”吧。我当时没想这是孔夫子讲的话。我听黄华讲过，毛主席好像有一次还在延安讲过要“和为贵”。
在北京“批林批孔”动员会开过之后，部里就开会组织与会者分组讨论。1974年，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江青说意大利电影《中国》是反华的片子，其实并不是反华的，是纪实的。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开会那天，“哗”地一下站起来，连连检讨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该推荐《中国》这部片子。开会当中有人捅我，说：你不也讲过“和为贵”吗？实际上等于在逼我检讨，那我就不得不检讨了。但检讨完就算了，我还是继续“不参与”。当时我见到何英，跟何英说：“有精力要用在对外斗争上，对于人民内部的事，我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这个‘人’讲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周南哲学，还四处给我宣传。
1976年我又回国一次，正赶上天安门悼念周总理。部里各单位都通知不许去。我跟爱人黄过，还有我的大女儿戴上头巾悄悄地去转了两圈。一看当时那种情景，我就说：看来民心不可侮啊！后来小平同志下台了，又要批邓了。我回去后，章曙问我天安门和批邓的情况。章曙就是章启月的爸爸，他那时在联合国工作。我跟他说：现在这个斗争太复杂了，咱们还是超脱一点好，不要积极。所以后来批邓，我们在纽约，又不上街，读读文件，跟着文件说几句就完了。到了1976年，国内来了消息，说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了。那时黄镇在纽约，乔冠华、黄华也都在那里。虽然没讲到“四人帮”，可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四人帮”有问题了。所以三个人要联名发个电报给中央，黄镇、乔冠华、黄华表示坚决支持、拥护中央，要我给他们起草，发回国内来了。后来，黄华当了外长，乔冠华则挨了批。据说，最后他一定程度上卷进了上层的争斗，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节我不清楚。无论如何，从他一生来讲，恐怕还是功大于过的，人无完人嘛！要讲起来，包括毛主席在内，哪一个没有过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毛主席犯的过错我们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外交部办公厅“行走”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几个月。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他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这样我就到了办公厅，负责起草的事。我名义是外交部大使，暂时成了办公厅“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闻司几个会写东西的同志，又找宦乡等一起讨论，自己动手改了几遍，部党委讨论了几遍，主要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来写的。小平不是讲“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讲“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嘛！那个时候，大家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通过外交工作，有可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我们建议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我们是最大的不结盟国家，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要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害来考虑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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