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和他的外交往事
作者：孔东梅
外公的初恋
1910年大年初二，外公第一位妻子罗氏因病去世，卒年21岁，外公那年17岁。由斯诺根据外公口述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中这样记载：
“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者坚称：外公与发妻罗氏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举他在罗氏去世后仍与罗家保持联系为例。据说，当地还有这样的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罗氏没有早逝，也许外公就不会走出韶山冲……
以上观点是否有道理，已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这倒给我探寻外公为何决意去外地读书以启示。这，还要从与海容的一次谈话说起。
在我提出给后世留下自己的亲历亲闻，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一建议后不久，海容再一次来看我妈妈。她笑着对我说：要听故事啊？那我就讲一个你们谁都不知道的。
那果然是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原来，20世纪50年代，外公在海容去看他的时候问过一句话：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王十姑是谁？海容不知道，自然无言以对。回家后，便去问自己的奶奶——王季范先生的夫人肖老太太，外公称她九嫂。
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王季范的妹妹。王十姑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是在外婆家一起玩，一起长，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直至谈婚论嫁。
这就是所谓“中表婚姻”，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无疑，这就是外公的初恋。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十姑呢？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事情与今天不同：表亲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就在外公和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了。
怎么办？！外公当时只是一个少年，用海容的话说——“还没掌握什么马克思主义”。对于约定俗成的迷信习俗，谁又有回天之力呢？
王家给十姑订亲了。到王十姑出嫁的那天，外公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外公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我想，这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很快，大概是1907年的样子，毛家也给我外公订亲了。妻子是毛家的远房亲戚，人们叫她“罗一姑”。王十姑同罗一姑一样，都是婚后不久去世，都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外公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然而，外公是永远忘记不了十姑的。王家兄妹三人，除了王季范和王十姑外，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哥哥王星臣。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曾告诉过海容，自己抗战时期去延安后，外公见面第一句话把她问得摸不到头脑：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原来，王曼恬也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海容告诉了外公。外公叹了口气，说了一句：
“哦……因为心情不好。”
在海容面前，外公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这时，外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
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的来龙去脉后，王季范先生告诫她：“不要乱说！”王毛两家的这段故事已深藏百年。如果不是海容讲出来，又有谁知道呢？
王海容与外公的第一次见面
海容的父亲是湖南大学学经济的，母亲肖凤林也是湖南大学学生。父亲牺牲以后，母亲独立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直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
海容在湖南一直呆到小学毕业。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
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
苏方来电
1969年3月，苏联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史称“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后来，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总理在报告中说：
从二十一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