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追忆演艺生涯
作者：马 季
“红墙”里的演出
“红墙”里的演出
在中南海演出，毛主席或周总理的秘书事先都会跟我们交代，你们不要演平时公演的节目，你们演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放松。因此，我们准备的都是传统的段子，真正幽默的作品。毛主席的秘书就曾对我说，主席最喜欢你的《装小嘴》，有时你不去，他还让我们放录音给他听。毛主席喜欢的段子还有《拔牙》，侯宝林、刘宝瑞、常宝华和我都给主席说过。有一次我和常宝霆进中南海演出，他问演什么节目好，我建议他演《拔牙》，主席听过不同版本的《拔牙》，但仍然很喜欢。
在给领导人演出中，一些细微的小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平易近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文化艺术的关怀。
周总理访问亚非拉回国，广播局专门组织了一个欢迎舞会。我演出了传统段子《找堂会》，是用“怯口”来说各种豆腐菜。演完后总理见到我，笑着说：“你做的豆腐样子真不少，我可以做几样你没有见过的豆腐。”
还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等都出席。当时我正与说唱团的河南坠子演员谈恋爱，她上台演唱了传统段子《偷杏》，讲一个姑娘想摘树上的杏子吃，但伸手够不到，于是脱下绣花鞋扔上树，正扣在树上一只鸟的头上，鸟儿心想：这是谁给我扣的帽子！幽默风趣。领导们听后很高兴，周总理还特意邀请她跳舞。当转到我跟前时，总理对我说：“马季，你有什么事没告诉我？”我不知他指的是什么，不知所措。
“她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时候结婚通知我一声！”
随即周总理拉着她来到毛主席身边介绍说：“主席，刚才‘扣帽子’的是马季的女朋友。”
听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心里很温暖。
六十年代初，我参加中央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东农村下乡长达数月，期间我们走乡串村，得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和收获，并根据这些生活创作了几段相声。从山东回到北京不久，我和于世猷去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毛主席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啦？”我回答：“主席，我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
“有什么收获吗？”主席问道。
“写了几个节目。”
“啊，都演演，我听听。”
我们演出了在山东创作的《画像》、《跳大神》、《黑斑病》三个段子，说了四五十分钟。说完我走到主席跟前和他握手，主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微笑着握着我的手说：“还是下去好！”当时我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61年，我们进中南海演出，看到周总理正在大发雷霆。什么事呢？原来，头天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有一场足球比赛，是朝鲜队和八一队比赛，裁判员是朝鲜派来的。比赛的结果，中国队1比2输了。现场的五百多中国球迷不干，认为裁判不公。散场后围在门口，不让裁判员出去。有关部门当时动用了许多警力才护送裁判员离场。这五百多人不解气，一块儿跑到朝鲜大使馆闹事，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事报告给总理，总理非常恼火。适值我们来到中南海演出，总理指着我说：
“马季，你能不能写一段讽刺体育场上只争成绩，不讲风格的相声？我们要批评这些球迷们，要让他们懂得，我们是大国，输球不能输人！你写一段相声，国际比赛前，要反复放，这样会好一点。”
我连忙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好，下星期我看你的节目。”
回去后我就动手创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节目写好，不能辜负总理的嘱托。足球是我最喜爱的运动，我爱踢球，也爱看球，所以，我熟悉球场规则，落笔时我的灵感如潮，两个晚上就写完了初稿，取名叫《球场上的丑角》。我和于世猷边排练边修改，很快就熟练了。
总理日理万机，但对此事却记忆犹新。到第二个星期，一看到我就问：
“马季同志，你完成任务没有？”
我虽然早已做好了准备，但疑惑他是不是还记着这档事，听到总理问我，我十分感动，赶忙说：“写了一段，恐怕还不成熟。”
“你演我听听。”
总理听完后说：“要录音，反复的放，要教育我们的观众，丢球不能丢人！”
类似的应时之作不可能像一些经典的电影、话剧那样，在艺术上那么严谨，一环扣一环。但我认为相声要随时随地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吸收最新鲜的语言，在实践中把它磨成精品，这样就可以保留下去了，甚至成为经典段子为后代传演。
记得还有一次，由于事先没有演出任务，我的搭档于世猷放假回了老家。一天晚上，周总理让秘书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现在的广电总局）打电话，让马季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原来，周总理请梅兰芳先生在大会堂演出《穆桂英挂帅》，招待重要外宾。由于舞台太大，戏较长，梅先生年事已高，中场要多休息一段时间，让我加一个节目。到达后，我很快理解了总理这样安排的用意。总理的意思是“中场休息”的时候，由我来说段相声，填补观众等待的时间。
当时没有来得及找搭档，只好说单口。根据平时的记忆，我说了段《抡弦子》。我知道，这样的演出很锻炼演员；我也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到时就得抓瞎。不管是谁，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临时抱佛脚绝对不可取！我的演出博得了观众掌声。下台时与正上台的梅先生走一对面，梅先生抱着拳说：“小马，谢谢你了。”
陈毅副总理对相声也喜爱，而且十分内行。传统相声，在演出时均穿大褂，除此之外，还没有新的服装形式。一次，去中南海演出前，团领导对我们说：“你们年轻演员演出的新节目，穿传统的大褂好像不协调，是不是应该变一变？这次，上身穿对襟中式衫！没有？到民乐团去借，下身就西式裤吧。”
那天，我们演完后，陈毅副总理来到了后台，见到我就问：“你们穿的是什么服装？相声演员还是要穿大褂嘛，这样才幽默，你们又不是耍杂技的！”
陈毅副总理很幽默，还把周总理拉过来，指着我们说：“总理，我建议他们还是穿长衫！”
总理仔细地打量一下我们的服装，大声地说：“同意。穿长衫本身就幽默。长衫是我们民族的服装，从你们这里把它保存下来，很有意义嘛！”
说完，两位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我去北京饭店演出，当时的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他跳舞跳热了，要把毛衣换下来，当他脱掉外罩时，我看到他穿的毛衣的肘部已经破得能看到里面的衬衣了。当时我真感慨万千，这就是中国的财政部的部长啊。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些贪官们该作怎样的感想。
老郭爷与少郭爷
首先我要说的是郭启儒郭先生，我进团的时候，郭启儒先生是五十岁多一点，还是精力旺盛的时候，侯先生才四十二。他比侯先生大很多。论辈分侯先生叫他郭大爷。
按行里的规矩，进来一个年轻人，就得让最有经验的老先生带。按照这个规矩呢，我进来马上要出去演出时，侯先生就和郭启儒说：郭大爷受累，就把他会演的给他接过来；郭大爷加加班，给他背下来。
我和团里人到北戴河演出，没有别的节目，就在去的路上，郭启儒先生帮我指点。他都是传统段子。我的很多传统节目都是那个时候郭先生教的。在他指点下的一个传统节目《庄小嘴》，在去中南海演出时，很受毛主席的喜欢。
在我入团的初期，老郭先生就提出来，人不能老在一棵树上吊死。
前些日子有个纪念郭先生的活动，北京台专访了我一次。我说，我非常怀念郭启儒老先生，他是我接触相声这个行当五十年以来，最受尊重的老前辈之一，因为我在学艺与做人方面从郭启儒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郭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生活很有规律，我刚入团的时候他的工资是侯先生的三分之一。这是过去延续下来的分配标准。侯先生跟郭大爷去演出，挣多少钱都分三份，侯先生两份，他一份，这是当时的标准。1954年他进了广播说唱团之后，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国家给定的级别待遇，基本是三分之一（原书如此——编者注）。侯先生二百四十元。郭先生一百一十元。所以老人家生活上比较清贫，当然一百一在我眼里也是不少的，比我多一倍多。但是他有一大家子人呀。他的一家人中没有干这个的。后来他女儿到了北京曲协，那是后来的事。没有说相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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