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我在羊面前是只带念珠的狼
作者：爱新觉罗·溥仪
《我的前半生》初稿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成，后又有一稿、二稿，1964年3月正式出版定本。2004年3月，群众出版社在整理《我的前半生》档案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稿和二稿。为了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读者，今年编辑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全本）》。以下文字即摘自全本，与定稿相比，文字有较多变动，且部分内容在定本中被删去。
我的恐惧
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人，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
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实在忍不住受的折磨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佟济煦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翊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三百人的部队。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批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就发生了。
在一个星期日，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代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济煦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济煦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
一九三七年，关内风云日紧，平津附近日军剑拔弩张，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我日益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忧。这年，我从日本军部为溥杰安排的婚姻等等的举动上，又感到了新的危险。
溥杰去日本留学前，和他的前妻就已经分居了。他一九三五年从日本回来，我从吉冈嘴里听到一个风声，说日本关东军想给他找个日本姑娘做妻子。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安。我和二妹商量了一下，认为必须赶快趁关东军的主意未定的时候，抢先一步，给溥杰找个满族妻子。这意见溥杰也同意了，于是我二妹便和婉容家的一门亲戚商量，要把这家的女儿给溥杰撮合。消息传到了吉冈的耳朵里，他把溥杰叫了去，提出了干涉。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餐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皇帝。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些？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
我觉得有些不妙，就推说不过是闲聊而已。
他不放松，追问道：“昨天的谈话，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没有？”
我心里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不承认，而更好的办法则是以进为退，我便说：“那一定是德王故意编排出什么假话来了吧？”
吉冈虽然再没穷追下去，我却被他问得心惊肉跳，疑虑丛生。我考虑这件事只有两个可能，或者是吉冈在我屋里安上了什么偷听的机器，不然就是德王在日本人面前说出了真话。我为了解开这个疑团，费了好大工夫在屋里寻找那个可能的机器，自然我没有找出它来。因此，我又怀疑是德王成心出卖我，可是也没有什么根据。这两种可能都不能断定，也都成了我的新的魔障。
从此我怕的东西更多了。我怕日本人，怕家里人，怕大臣们（像德王那样可能出卖我）。后来我连睡觉也怕人害我，我不敢叫随侍守夜，更不敢叫童仆们为我站岗，找护军来我也不放心。最后，我想出个依靠假人守卫的办法。我叫人给我用草和泥做了几个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给穿上军装，放在我的屋后。当然，我不把用途告诉别人。到晚上临睡时，我把它们搬到我的卧室里，排列在我的床前。我想，谁要是半夜里想进来害我，至少可以把他吓一跳。
在种种事件之后，我的神经变得十分衰弱，我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在我心头的天平上，一边放的是虚假的尊严，一头是我的生命安全。生命安全越来越下沉，虚伪的尊严——皇帝的宝座、称呼等，越来越不值钱。我最后终于给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自由诚可贵，
面子价更高，
若为性命故，
二者皆可抛。
在羊的面前是狼
我不能干涉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当关东军那边的电流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大概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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