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母女对话八十年代
作者：崔卫平 唐 磬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母亲
唐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女儿
崔：你小时候有一次对我说：“妈妈，我们谈点不懂的事情吧。”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你1985年出生，80年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懂的事情”的年代。
唐：实际上我的记事基本要从1990年之后算起。而对于这之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模糊。比如，我自己出生时的事儿，都是后来听你们说，像听另一个人的故事似的。
崔：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期，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与你就像一个人。1984年底我离开南京大学来北京电影学院报到，我怀你四个月。系主任设想了三件我可以做的工作.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我怀孕了，我至今记得他失望的表情。很长时间在电影学院，人们提到我时就说“那个刚来就怀孕的人”。
唐：当时大学毕业来北京，是你自己报的志愿？
崔：是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很少，我本科是七七级的，接着读了三年研究生。来北京只是在分配表填上你想去的地点就行，比如“北京”、“上海”、“成都”，其余就都不用你管了。记得“毕业去向”一栏我就填了“北京”。
唐：我知道现在的毕业生留京都不是很容易.你们那时候只要填上就可以来？
崔：当时的政策好像是，研究生的分配如同部队转业一样，爱人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爸爸本科毕业来了北京.这样我就“随军”了。
唐：当时电影学院给解决房子问题么？
崔：一直到上火车来北京，我都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当时电影学院在北郊朱辛庄，不方便，所以暂时栖居在你爸爸的单位诗刊社，最早是挤在办公室一个单元的厨房里，大约三四平方米吧。
唐：我听爸爸说，当时做饭也是在办公室里。
崔：不仅做饭自己吃，还能请客呢，用电炉、火锅，许多人都去过我们在诗刊社的“家”，就像中国新诗的一个接头地点，“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什么的。杨炼、刘东、唐亚平都在那里被招待过。这回我们在杭州见到的诗人南野，他说在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见过你，应该是1985年的那个夏天。
唐：是用白天的办公桌当餐桌？
崔：就着全国各地来的诗歌稿件吃饭，那才叫香喷喷呢。你这一说，我倒想起当时办公室里连脸盆都有，那种白瓷盆有好多呢。办公室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快要落地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解决，当时刚上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把诗刊管后勤的小龙叫去，对他发脾气：“共产党员能让人家把孩子生在大街上吗？！”于是我们得到了一间十四五平方米左右的房间，是那种套式结构，我在里面坐月子，人家在外面上班、接待作者。
唐：十四五平方米？那才和我现在的卧室一样大……
崔：我们是从四楼的厨房搬到五楼那个真正的房间，那才叫“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刚安顿下来，你就闹着出世啦。你爸爸在家把“奶证”弄丢了，还是唐达成和他的夫人马中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当时住在诗刊社后面的单元，把自己家的“奶证”送给我们，才让你没有饿肚子。那时候共产党员什么都管。
唐：“奶证”是怎么个用法？
崔：“奶证”就是定牛奶的证。一张纸卡片，上面写着一个月的所有日期，送完一天就画一下。在三月份就要买好四月份的“奶证”。你是4月26日出生，离5月份还有几天，“奶证”丢了就不好补办，只有喝人家的奶了。
唐：那你坐月子的时候都吃什么？
崔：我老说，你出生的1985年是最好的年份。我进医院前每天下午在大街上逛，就像现在这样暖熏熏的季节，试图找到一点蔬菜，南方人不吃蔬菜不行，但是每天只是拎几棵“巨型”芹菜回来，北方的芹菜啊，没法吃。但是我从医院出来没过几天，即5月1日，北京首次开放自由市场，一眨眼间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有，你爸爸可以在红桥市场买鲫鱼烧汤给我喝。
唐：我记得搬到“劲松”之后，每天早上好像还有早市。现在已经很少了。
崔：有自由市场之后就有早市。那时候早市什么都有，花鸟鱼虫，蔬菜，大米、小米以及其他谷类。许多早市就在马路边上，等人们上班时也就散去了。现在就是有早市人们也起不来。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这样晚，只有几个台，晚上11点就都“飘雪花”了。
接着刚才说，后来我们就从虎坊桥诗刊社搬到了建国门内的小羊宜宾胡同。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是请朋友帮忙。那天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买吃的，当我买了一大堆馒头和肠回家，竟然迷路跑到陶然亭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是和别人合住的小三居室，朝阳的一个大间是人家的，我们就在朝北两间住着。那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房子，来往走动的人就更多了。
唐：我对小羊宜宾胡同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当时恐怕还是一团糨糊呢。
崔：那时候人们来往，一方面是为了谈诗歌，另一方面就是想把自己喝醉。主要目的是把自己喝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慷慨激昂。我给你断奶是因为一次聚会中我和朋友喝了酒，避免让酒精影响你。那天还不是在我们家，是在杨炼家，在那种老式的筒子楼里。大家都喝醉了，有甘阳、刘东，还有风入松的王炜。有人喝醉了还哭：“我是个博士生，孩子却找不到幼儿园。”这叫“酒后吐真言”。
唐：好像你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捞，还有一亿正弯腰；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崔：这是编的顺口溜，为了琅琅上口，你别信。哪有“一亿人民在思考”？有一万人就不错了。朋友中也有下海的，有一位诗人下海以后来我们家发表高论：“没有欲望的人是可耻的！”人们好像才刚接触自己的欲望。
唐：那你们对下海怎么看？
崔：妈妈从来没动过心，觉得那是不属于我的事儿。
唐：你们那时的工资是多少？
崔：100块钱多一点点，120块左右吧。而请客一次需要四五十块钱，有点吃不消。经常是来客人以后，做好红烧肉，我先盛半碗起来，滚烫的就放进了冰箱里，留给你第二天吃。这叫“护食”，老虎的妈妈才干的事情。那时候你爸爸编书、诗刊社在办函授，也有点收入。
唐：你“杀张弛”那个段子是怎么回事？
崔：（笑）有一年春天，家里连续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有的还住在我们家，不打招呼半夜就来了。终于把最后一拨人送走的那天下午，张弛、李大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说“拿什么吃晚饭啊，谁胖杀谁”。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就少了一个害人的人，多了一个吃人的人。
唐：张弛去蹭饭的时候已经毕业啦？
崔：应该是毕业一阵子。他是最早游荡的一族，这些人都当自己是波德莱尔呢。
唐：可是胖子不适合波西米亚的服装呀。原来“波西米亚”一直很流行，只不过你们当时流行波西米亚的作风，我们现在流行波西米亚的做派。当时大学毕业的大龄文学青年都游荡去了？
崔：开始都是有工作的。李大卫开始在一所中学教书，不记得是被辞退还是自己辞职了。“北漂”也是那时候出现的，有人开始丢掉户口、单位，在北京做艺术梦。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拍这些人。
唐：那时候“北漂”和现在的“北漂”相比，心态是不是要平和一些？
崔：那是因为你没看见。我还觉得现在的“北漂”心平气和呢，因为我很少看见他们。
唐：我在学校和许多大四的师兄师姐接触，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有个考研的师兄每天只说两句话，早上到卖鸡蛋灌饼的大爷那儿说：“大爷，来个鸡蛋灌饼！”然后回去上自习；晚上再到大爷那儿：“大爷，再来个鸡蛋灌饼！”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崔：我们那时候考研并不紧张，最好的国家单位都在等着这届首批大学生。在全班同学当中，考研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儿，考上了也没什么成就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