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正在蔓延的“盗贼体制”
作者：［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赵绍棣 黄其祥/译
亚洲部长与非洲部长的对话
“身上带有多少现金？”
当我准备离开阿尔巴尼亚时，在地拉那机场，一位阿尔巴尼亚海关人员用责骂性的语气向我发问。当他话音刚落，我立即预感到我的钱可能要不翼而飞了。
“3500美元”，我抚摩着钱包回答说。
“3500美元，”她眼神一亮，重复了一句。“他有3500美元？”她马上告诉站在她身边操作X光行李检查机的男同事。
“哪国人？”他问我，显然确信我不是外交人员后在估量可从我身上榨取多少油水。我告诉他我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海关人员重复一遍，略为检查了一下后说：“让他去吧。”
谁曾料到《纽约时报》的人到地拉那要携带如此厚的一叠现钞！我连奔带跑地登上飞机，此时没法不紧张。类似情况我以前曾经历过——那是在另一个国家伊朗，其法律在那儿也并非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只是当时我的结局没有这么好而已。那天，当我凌晨4点到达德黑兰国际机场准备离开时，所遇到的场景与此处一模一样。一位海关官员命令我打开手提包，并把海关申报单要过去。申报单里有一栏要旅客填写携带了多少现钞，我如实填写：3300美元，这钱就在钱包里。因为美国信用卡在伊朗不能使用，我不得不携带这么多现钞。瘦瘦的留着浓密胡子的伊朗海关官员仔细地读完申报单，然后很快瞟了我一眼说：“先生，先生，你只能携带500美元出境。”
伊朗海关人员斜过身子对我耳语：“给300美元，我把此事摆平了。”我身后排着的一队人都瞪着眼睛看着——毫无疑义，他们都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我把手伸进钱包扯出3张100美元的钞票，在手心里搓成小球。
“小心，”这位海关官员嘘声着，似乎排在我们后面的人就要去报告这儿所发生的一切。然后，我们俩人过去假装要彻底检查手提包，他伸手快速从我手心抢过那300美元。这一切发生在瞬间——就如鲑鱼飞跃出水的一刹那——除非使用慢镜头才看得清。与此同时，他另一只手递给我一张新的空白申报表，让我重新填写只携带了500美元出境。但事情并未到此了结。当我上楼来到登机口，经过金属安全检查机时，才发现还有一个搜身员。我被带进幕布后一间更衣室，伊朗士兵要求我打开钱包，我不知所措地喃喃自语：“如何才能对这3000美元自圆其说？我是否应该讲：‘嗨，我已经贿赂了楼下你的同行，才得以通过前面的关口到达此地，别再烦我了好不好？’”幸好，他把探测器弄得嘎嘎作响，仅瞅了一下我的钱包，让我离去。
周游列国的旅游者都知道，我在阿尔巴尼亚和伊朗的遭遇在其他国家也时有发生，有人把此类屡见不鲜的事称之为“盗贼体制”。进一步探究，“盗贼体制”也是一种通常并不引人注目的贿赂式腐败。在发展中国家，此类现象司空见惯，就是在发达国家的某些部门，也并未绝迹。当一个国家的体制中某些或关键部门——如税收和海关，企业私有化管理局和司法部门——因腐败而不能正常运作，执法成了偶然现象而非普遍行为时，“盗贼体制”就会应运而生。一旦执法出现宽容或允许下不为例，政府的各级官员就会肆元忌惮地对公民、投资者敲诈勒索，甚至毫无顾忌地掠夺国库。普通老百姓为保自身平安，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各级官员行贿进贡。
有的国家“盗贼体制”已根深蒂固——政府就如由强盗们组成一样，如在尼日利亚；有的国家“盗贼体制”还初露端倪——那儿腐败猖獗，管理不严，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和装模作样的民主制度被搁置一边，如在印度就如此。
人们可以从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笑话中，清楚看出根深蒂固的“盗贼体制”与初露端倪的“盗贼体制”之间的不同点，这个笑话是讲由世界银行出面组织了一个非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部长与一个亚洲国家同行相互访问的事。首先是非洲国家的官员到亚洲国家访问，最后一天，亚洲国家的基础建设部长邀请非洲同行到家里参观并共进晚餐。亚洲部长住在一处富丽辉煌的宫殿式建筑里，非洲部长就问亚洲同行：“哦，以您的工资如何能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亚洲部长领着非洲同行走到面临海湾的大窗户前，指着远处新建大桥对非洲部长说：“瞧见那大桥了吗？”非洲同行回答：“是的，看清了。”然后亚洲部长用手指着自己轻声说：“10％”，暗示10％的建桥费进了他的腰包。然而，一年后亚洲部长到非洲国家回访他的同行，发现非洲部长的住房更气派，于是亚洲部长对非洲部长说：“呀，你的工资如何能买得起这样的住房？”非洲部长拽着亚洲部长来到他起居室临海的窗口，指着地平线说：“你看见那边的桥了吗？”非洲人问亚洲人。“没有啊！那儿没桥，”亚洲人回答说。非洲部长一面用手指着自己一面说：“100％”。
在根深蒂固或者初露端倪的“盗贼体制”里，哪些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呢？那么让我列举几件近几年里我搜集到的事。
“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有非法侵占财物问题”
1995年时，“盗贼体制”在莫斯科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都是如此！），苏联解体的冲击余波，使街头犯罪行为完全失控。那天，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奔塔旅馆”刚登记完毕，就拿着现金到前台找服务员希望租到一个保险柜。当我钱包装满现钞时，我不敢上街了。
“对不起，”服务员说，“所有的保险柜都占用了，这儿还有一大串名单等着呢，我是否把您的名字加在他们后面？”
我哑然失笑，在旅馆使用保险柜要排队？这不就如一个恶作剧里讽刺的那样：“你怎样感觉已身处一个危机四伏的城市？答曰：除非旅馆里的保险柜都被租完了。”所以我对刚才在莫斯科遇见的一位投资者说的在一家银行看到保安人员比工作人员还多就见怪不怪了。他告诉我，西方一位投资餐饮连锁店的老板派了一个审计小组到莫斯科，希望搞清楚为什么这儿的营业额大得惊人，可赢利却少得可怜。审查后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有非法侵占财物的问题——小职员们顺手牵羊拿走汉堡包，高级经理想方设法收取酬金。
在阿尔巴尼亚，“盗贼体制”的表现还有：骗税和盗窃。骗税活动如此猖獗，以至于1997年该国纳税最多的35家公司竟都是美籍阿尔巴尼亚人开的比萨饼店；盗车活动也很猖獗，以至于美国官员们估计，在阿尔巴尼亚道路上跑的汽车中，80％是从欧洲什么国家偷来的。
在俄国，“盗贼体制”这种腐败现象已经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高层领导中，所以在俄罗斯流传这样一个笑话：有人从郊外把车开到莫斯科，直接停在红场斯珀斯基大门口，走过来的警察对他说：“瞧，这儿不能停车，这是我们领导人专用的大门。”那人答道：“别急，我的车上锁了。”
东欧和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数十亿美元被“盗贼体制”侵吞，这些国家极少数寡头政治集团经常与地方黑手党、政府官员们合谋，以低于市场价格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及矿产资源控制住，转眼之间获得数十亿美元。
当然，“盗贼体制”有时也并不仅是那些富有的寡头政治集团恣意掠夺，在缺少安全保障系统的国家里，普通老百姓也有诈骗别人的机会。我有次在雅加达机场转机，需从国内机场转机到国际机场，我提着包在路边一个写着“国内机场免费去国际机场通道”的大牌子下等候，一会车来了，我提着行李上去，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到站后我下车时，司机拦着我，“先生，”他用手指着他座位上几个用红笔涂得歪歪扭扭的字，那上面写着此次乘车价值4900卢比（当时约值2美元），我无可奈何地把钱给了他。
“盗贼体制”在蔓延。
印度《时报》1998年12月16日的报道，在印度旁遮普邦进行了18个月的腐败取证调查已经结束，该调查希望在该邦找出一位“诚实”的政府公务员，以便授予他10万卢比（约2380美元）的奖金，在旁遮普邦，从找电工架线员到公费学校录取新生，都必须送礼金才能办事。印度报纸调查结果显示，没有找到可以获得此笔奖金的合适官员，相反，却发现有300名官员接受贿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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