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２００７年我读过的一本书”征文选登
作者：佚名
素心读木心
——读木心《素履之往》后有言
凸凹
2006年新年伊始，旅美作家木心突然就热了起来，有烧荒火的味道。所谓“烧荒火”，是借农人的一个词汇，指火来得不明不白，没有前兆，平地而起。
一个作家之热，首先应该基于作品；但是这次不同，网络、纸媒已有铺天盖地的报道，在书铺里却买不到他的书。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曾两次到韬奋三联书店，均得到未到货的答复。春节过后，好像快进三月了，才买到他的一本叫《哥伦比亚的倒影》的小册子。书的印法，极其特别，正册之外，还附带一本白皮书，书名就叫《关于木心》。
这个特殊处，夺去了人的眼目，急迫地捧起附册，正册反而放到一边了。内有一陈丹青者，称木心的诗文，是“伟大的作品”，是汉语文学双重的“异数”——中国风骨，世界观念，“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所以，研究木心的文学活动，是“后事，大事，盛事”。查检媒体上的鼓吹文字，发现都是白皮书里的内容，便顿然醒悟，原来荒火燃起，点火者是有的，便是这个陈氏。
“附言”读罢，仰读正文。读过之后，仰视的姿势，竟渐渐地平了，甚至尚有再“低”下去的危险。此时，颇有一种不平之气，想弄一篇“杂感”发布出去。但稍一沉吟，觉得不妥。热言忌讳冷语，会被归入“智障”一类，便作罢。
还有一层私心：即便旺烧三地，也不过是一个人的文字而已。
出版者真是富有心计，为了延续这场“热”，它不集束推出，而是一本一本地间隔上市，像奇书论“章回”，若要尽享笔底风云，须有耐力。我因为敬仰陈丹青氏，不相信自己的“瞬间”感觉，想系统地读过木心之后，再准确地说个只言片语。便耐心地买，耐心地读，直至2007年元旦过后，读完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七本集子《素履之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突然觉得，自己可以说话了。
《素履之往》中，那些自我复制式的文字，终于再也遮掩不住木心本相的尾巴，就像孙大圣变化的庙宇，后墙外的那柄旗杆，虽然招摇得从容，终究是揭穿了自己。
简洁地说，木心决非“异数”，更遑论“双重”。“中国风骨”是对的，“世界观念”就显得牵强。他衍生自己的思想根底，不外《论语》与庄周，是古中国语录体哲学的余影。所以，他根本上是旧的，所异之处，仅在于它的叙述方式，即西化的语言。
“高明的父，总是暗暗钟悦逆子的；高明的兄，总是偏袒桀骜不驯的乃弟。莎士比亚至今没有妹妹，耶稣已经有过弟弟，最爱耶稣的正是他。”这虽是木心《庖鱼及宾》中的一小节，却颇可以拿出来“说事”，因为他的文字有“类型化”的特征，便于“发凡”——前一截的立论是中国的，后一截的比兴便有点西方；即便有些“异数”，只是形式而已。
木心出身并生长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迁居海外之后，又“恶补”了大量西典，便腹笥充盈起来。但烙印已深，每一落笔，即中国思维；但他有足够的聪明，借西人的语法、西人的物事和西人的著述尽情点染，弄得气象繁异，有新趣味。
文章分类，或贡奉思想，或贡奉情感，或贡奉趣味，这是不争的共识。中国的废名是个“异数”，他故意把话说得迂曲，用字也简约到苛刻的程度，文章不能畅读，一派朦胧、神秘，让人感到好玩，可以驻足品味。其实，文字中蕴含的思想是极浅易的，如果抛开他的文体趣味，可圈可点处，就很有限了。
木心类似于废名。他也是把简易的思想，装在迂曲的意象之中，且把东方的消息用西方的语汇来诉说，有全新感觉。至于“落在任何时代都会出类拔萃”，是徒弟对乃师的偏爱，放到旁人，他不过是一个制造趣味的文体家罢了。
就这一点来说，正是木心独特的价值所在。因为文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趣味。对趣味整体“缺失”的大陆当代文学而言，当有反拨和借鉴的意义在吧。
故，他来得正是时候。
2007年1月8日于北京良乡石板宅
拨开历史的迷雾
——读《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慧远
我最早是在唐德刚先生的著作中，认识“口述历史”这个概念的。对于我的个人阅读来说，唐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不仅为我留下非常愉悦的阅读经验，同时，也为我开启了一扇重新审视历史的窗户，展示了一种历史书写的方法。有了对唐先生著作的阅读作铺垫，这次读到青年学者傅光明的《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非但让我看清了历史迷雾后的老舍之死的真相，尤其在“口述历史”的体裁与性质方面，让我有了一层更深的感悟和一种理性的把握。
与唐德刚先生的文字相比，傅光明的文字显得有点严肃有余而谐趣不足，但这并不妨碍傅著同样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历史著作。在我看来，傅著的史料价值，首先就表现在作者所占有的、大量的第一手采访资料上——围绕着“老舍之死”，作者尽十几年的功力，分别采访了与老舍有关的数十位人物，其中既有老舍的家庭成员、生前好友，也包括曾经在太平湖负责打捞老舍先生遗体的公园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批斗过老舍先生的红卫兵小将……。这些受访人有的已经远走异国他乡，有的业已辞世，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对他们的访谈，也日益彰显出它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是后人研究老舍的思想变化、认识老舍之死的真相，所无法绕过的参考素材。傅著的另一个重要之处，表现在作者对“口述历史”概念的追溯与梳理方面。在中国传统史学界，“口述历史”即使算不上是另类，至少也处于边缘状态，作者在尝试寻找一种新的“口述历史”写作手法的同时，也以西方“口述历史”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对“口述历史”的体裁和性质，以及它所承载的社会使命、它与传统历史的关系与区别，进行了详尽的划分和细致的剖析，其探讨和梳理的过程，已然为“口述历史”确立了一个能够与传统史学形式分庭抗礼的基本定位。
当然，正如法国哲学家阿隆所言：“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单就真实性来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信史，“口述历史”也同样不能例外。就拿作者的访谈来看，出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每一个版本的“老舍之死”，均存在着相互间的出入与矛盾，每一个当事人口述的“老舍之死”，也均加入了不少个人“想当然”的成分。作者的访谈在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的同时，也罗列了一些无法澄清的事实，对于作者的历史书写，显而易见的是，澄清是一种责任，罗列则代表了一种治史的态度。因为历史书写的实质，即是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历史细节的真实，固然有着不容抹杀的重要性，然而与之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些“活”的历史记忆存在，“老舍之死”就不会被后人轻易遗忘，“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并不孤立的真实场景，就会引发更多的历史拷问，进而由点及面，带动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悲剧性命运的反省，带动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的反思。所以，针对于作者的历史书写，保持一个客观、公正的观察者视角既非常必要，也相当关键；针对于那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澄清自有澄清的意义，罗列也自有罗列的价值，因为罗列的本身，即是以另一种方式无限接近了真实，并关注了在“重大事件中可能会被意识形态因素忽略或遮蔽的多面性”。
对于历史的书写，美国史学家约翰·托兰是这样说的：“把一切告诉你，让你自己得出结论。”的确，还原一个完全客观和完整面貌的时代，与其说是不可能的，毋宁说是没必要的——历史的书写者不需要做出任何人为的结论，然而，对历史展示的本身，亦未尝不是一种结论。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