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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之冬
作者：肖复兴
【作者简介】肖复兴，北京人，1978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1982年毕业后留该校任教。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10年。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并担任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90余部。曾获得过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忆秦娥》获第三届老舍散文奖。
1977年冬天，500多万年龄介于18-30岁的青年从农村、工厂、牧区、学校和机关，涌向考场，业已中断10年的高考终于恢复了。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先后迈向象牙塔，为寂落了10年之久的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生机。
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考试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令千百万被“文革”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看到了希望。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为了纪念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考试，中国华侨出版社约请了当代著名作家、学者陈建功、周国平、雷颐等等近二十位有着77/78级高等教育经历的文化精英撰写回忆文章，结集为《我的1977》一书出版，真实地记录了他（她）们1977年的个人入学经历，见证了那个年代的历史，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对于今天的读者也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历史中有些年头是很难忘记的，1977年和1978年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的年头。
1977年的冬天，那时候，我已经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郊区一所中学教了三年的书，正带着一个高三的班。有一天，我的一位还在北大荒插队的好朋友老朱写给我一封信，从信封上的地址来看，并不是从熟悉的北大荒，而是从哈尔滨寄来的。我打开信一看，才知道他已经从北大荒考上了东北林学院，刚刚到校报到。在信里，他责备我为什么没有抓紧这次机会考大学？和我们一起在北大荒插队的许多同学，都在这一年的年底考上了大学。
这便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轰动全国，尤其震撼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心。
老朱以他这次考大学的经历，现身说法告诉我出身已经不存在问题，让我打消顾虑。我明白他说这番话的意思，因为就在几年前，就在张铁生白卷出现的那一年，北大荒也搞过考大学的考试，那一次，我报了名，正在宿舍里复习功课的时候，老朱找到了我，把我叫出屋，面对着一片茫茫的荒原，那是初春的季节，荒原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化干净。他对我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一切都是骗人的，北大荒如果最后只剩下两个知青，就是你和我，我们两人都不会考上大学的。事实证明老朱说的是对的，那一次，我理所当然地没有考上大学。我和老朱出身一样的不好，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对于我们已经彻底地关上了门。那时，无情的现实，确实让我们只能这样悲观地想。
老朱在信中告诉我，听说明年的高考还会继续，他嘱咐我一定要抓紧机会，也许对于我们，这真的是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们两人是中学同学，在学校高中三年，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而且都是连续三年的优良奖章获得者，他相信我考大学应该没问题。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的初夏，一天中午，我到学校的传达室接电话，不经意间看见电话机旁边有一张当天的北京日报，报纸的下方登载着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的启事，因为有中央戏剧学院这几个字，一下子分外醒目。中央戏剧学院，它也开始又招生了？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12年前它招生时的情景。因为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1966年的春天，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来到我们中学，请学校推荐适合它们学院的学生去参加考试，学校推荐了我。我见到了这两位老师，一男一女，一教形体，一教表演，都和蔼可亲，对我充满殷殷的期望。在他们的指引下，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它藏在棉花胡同里的那紫藤萝掩映的校园。初试、复试、接到录取通知书就要入学了，兴奋的劲儿还没有过去，“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一个跟头，我来到了北大荒，和大学失之交臂……
往事历历，仿佛离去得并不遥远，就像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放下电话，我赶紧拿起这张报纸仔细看了起来。中央戏剧学院这次招生的年龄范围是18岁至31岁，那一年我正好31岁，也就是说如果再晚一年，我就被拒之门外了。它所设置的年龄范围多么好呀，恰恰把我们1966届高中毕业的这最后一届中学生包括在内了。
我知道机会不可能像是夏日树上开的花朵一样开完一朵接着还会有下一朵。老朱说的没错，真的是夏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了。
谁想到教育局通知，凡在校教师此次报考大学只能报考师范院校，其他类大学一律不准报考。这无疑给我当头一棒。
我已经报名并已经准备复习考中央戏剧学院了，况且这是我第二次考这所学院了。我向学校一再申明这个理由，和这个梦寐以求上戏剧学院“二进宫”的情结。但我又怕既然是教育局有规定，万一考上了真的不让上怎么办？我得做好另一手的准备，便又同时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准备参加全国的大学高考。因为它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前后不在一个时间，我可以一身赴两个考场。不过，全国高考要考外语和数学（当时外语只做参考不算分），我得赶紧复习这两门功课。当我报完师范大学的名之后，立刻跑到数学教研组，借来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的数学书，然后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从初一的代数看起。真奇怪，虽然我已经整整12年没有摸这些数学书了，但它们对我并不那么陌生，就好像会游泳的人，即使多年不下水了，只要一下水，水依然对你亲切，会托浮着你的身子像一条鱼一样游动不止。我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消除了，中学阶段打下的良好基础帮助了我。不过一个半天，中午要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将初中三年的六本数学书全部看完了，我一下子对即将来临的高考充满了自信。
我先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考场设在离学院不远的鼓楼阴森森的门洞改造成的大房子里，大白天的亮着所有的灯。没有一扇窗户，只有一个大门敞开着，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鼓楼之外不远处就是车水马龙一片喧嚣，仿佛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眼前这黑洞洞的门洞和一张张白唰唰的试卷。考试的具体内容我都忘记了，惟有写作考试的题目记得非常清楚，是《重逢》。这个题目不仅很符合戏剧要求的基本元素，也很符合十年动乱之后人们悲欢离合的命运跌宕。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后来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在那曾经熟悉的校园的藤萝架下，真的和两个人有了两次意外的重逢，那便是我分别见到了十二年前曾经到我们中学招生的那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女老师在我毕业那一年曾经出演莎士比亚的话剧《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
全国统一高考是在一个多月之后，是在我离我教书的中学不远的一所中学校里。那天早晨，那么多年龄和我相差无几的人早早来到了考场，本该是好几个大学都毕业的年龄了，却才开始要考大学。望着眼前密密麻麻一片有了皱纹有了白发的这一群人，像是出巢的蜂群在涌动着，让人有一种悲壮或者是苍凉的感觉。我才意识到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错过了十二年前考大学的青春季节，也错过了大约不到一年前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
那天阳光灿烂，但那阳光毕竟已并不属于我们。十二年前，我们是被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现在，这太阳已经滑落在正午之后开始偏斜。而我们却要和一脸阳光灿烂的年轻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步入大学的门槛。我清楚地明白，我已经彻底地失去了青春。人也许在失去青春的时候才会多少明白一些人生并懂得珍惜，青春时节往往只会挥霍。好不容易获得的再一次考大学的机会，让我珍惜，也让我反思抛在身后的文化大革命那十年岁月，那时我们这一代人以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热情乃至狂热投入了这场葬送我们自己青春的“革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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