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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外交麻辣烫
作者：章晓明
“外交麻辣烫”
1991年3月21日下午，从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参赞位上卸任不久的吴建民，走进了北京国际俱乐部的外交部记者会现场。这是他担任外交部第10任新闻司司长后，首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在公众中亮相，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9任外交部发言人。
从1991年到1994年，吴建民以“发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从未出现闪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从容、果断、刚柔相济的应对艺术，受到国内外同行、政治家和记者的好评。
时间到了1994年春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带着克林顿的“最惠国待遇”牌和“人权”大棒访华。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吴建民在中国领导人与克里斯托弗会谈后举行了一个“吹风会”。
一位美国记者上来就问道：“美方认为其外交官在国外可以随便、自由会见外国公民，你对此有何评论？”
吴建民答道：“美国有美国的法律，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中国不可能同美国一样。有人总是觉得美国那一套最好，其实不一定。本人在贵国待过10年，我看中国要学美国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国也不会太平。美国的无家可归者有500万，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诸位想一想，如果2500万无家可归者在中国的大城市里到处游荡，中国还会太平吗？”
又一美国记者问道：“现在距离6月3日已经不远了，中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来满足美国提出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七项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国待遇？”
吴建民说：“这番话典型地反映了你们美国人的性格，急得很！你急什么？你们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性格，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性格。为什么要学你们的？这个时限是你们美国人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定的。美国有美国的计划，中国有中国的计划，我们谁也不要强加于人。本人参加了去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的会晤。克林顿总统也说，我们美中双方谁也不要强加于人，这很好嘛！你们美国人走美国人的路，我们中国人走中国人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5000年了！”
说到这里，会场传出一阵哄笑声。
这时，一位西方记者提问道：“克里斯托弗访华你们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怕什么？是不是怕你们的政权不稳？”
这个问题倒是吴建民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也没有统一回答口径，怎么办呢？吴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图亲身经历的事。他说：“1993年11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西雅图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谈时，有一次我上电梯，正值有一位领导人要走过来，美国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给推开了。”
记者煞有介事地问：“你抗议了吗？”
“虽然心里不高兴，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职责。”吴建明坚定地说，“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当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政府会倒台。”
在场的美国有线新闻网驻京记者对吴建民说：“讲得好，这话我等了两年了。”还有一位香港常驻北京记者激动地称他是中国“外交麻辣烫”。
周恩来眼中“精干的人”
吴建民于1939年3月底出生于重庆，在重庆长到7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江苏南京，进入了南京市南昌路小学读书。1951年小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南京二中读书。195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南京招生，班主任希望吴建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当时“北外”是按部队院校的要求招生，要求很高，而吴建民一心想报考理工科大学，所以他当时对读“北外”犹豫不决。在老师的再三劝说下，吴建民参加了“北外”的考试，获得通过。
1961年9月，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被分配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继而被派到匈牙利接替朱善卿担任中国常驻民主青联代表的法语译员。当时他才22岁，不但聪明好学，而且谦虚，肯吃苦，被后来到任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韩克华一眼看中。
为了把年轻的吴建民调到自己的手下工作，韩克华专门给外交部打了报告希望部里与团中央协调。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不知从哪里探听到这个消息，又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把吴建民留在团中央联络部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早就听说吴建民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暗暗拿了主意：韩克华和团中央两边都别想得到吴建民，我让他回北京外交部。
吴建民在布达佩斯工作了4年，于1965让陈毅的一纸调令调回国内，在外交部翻译室当翻译，一干就是6年。这期间他有幸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
施燕华：又是大使，又是大使夫人
俗话说，缘定三生。早年就有“江南美女”之称的“北外”高材生施燕华几乎是踏着吴建民的脚印来到团中央和外交部的。施燕华祖籍浙江镇海，在吴建民毕业前一年，她考入北外英语系。
吴建民来到外交部翻译处不久，施燕华也正式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译处当英文翻译。几个月后，吴建民成为外交部的翻译处的团支部书记，而施燕华当上了团支部副书记，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爱情的种子慢慢发芽。1967年吴建民和施燕华结为伉俪。
施燕华是外交部首屈一指的英文翻译，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等领导人的翻译，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她不但参与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卡特等美国政要的接待工作，还参与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8·19公报”的起草。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于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次采访邓小平，施燕华担当了这两次谈话的英文翻译。
法拉奇擅长提出许多奇怪的问题，而且不留情面，所以容易给翻译工作带来难度。施燕华不辱使命，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双方的思想和观点。
施燕华至今还记得他们之间的那段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明天是你的生日！”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
“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邓小平有些奇怪。
“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
“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
法拉奇有些尴尬：“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
“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邓小平笑了。
1991年施燕华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而此时吴建民也成为外交部的第十任新闻司司长。他们成为外交部成立以来第一对正司级官员夫妇。
3年后，施燕华被任命为中国驻卢森堡大公国特命全权大使，在此前不久，吴建民也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从而中国外交部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对伉俪大使。
一对外交伉俪为了国家的外交事业劳燕分飞，直到1998年，他们才在日内瓦得以团聚。
1996年初，吴建民被派往日内瓦，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两年后，施燕华卸去驻卢森堡大使一职，也来到日内瓦，成为中国代表团公使。在1998年吴建民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前，外交部领导曾征求吴建民的意见：施燕华是继续到别国当大使，还是到法国当大使夫人？吴建民说，到法国很忙，施燕华不在，不大好办。于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了巴黎，正式结束“劳燕分飞”的日子。
兀立于沧海横流中——日内瓦一役
1996年初，吴建民在荷兰任大使才1年零3个月就接到命令，结束在海牙的大使工作，立即前往日内瓦，紧急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当吴建民大使被紧急派往日内瓦时，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开幕还有3个多月。当时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第52届人权会议对中国来说将是一场“恶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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