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
作者：董月玲
当年的音乐小青年孙恒现在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团长，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的总干事，还是同心实验学校的名誉校长。有一位名叫“梅子”的工友为他创作了一首名为《赞“打工英雄”——孙恒》的诗歌：“百家姓里它姓三，单名‘恒’字不一般，来京组建艺术团，演技不凡工友赞。倡导和谐献温暖，一人有难大家帮，率先践行‘荣辱观’，无愧当代好模范。”
喜欢音乐的孙恒，当初的梦想是当个出色的流行歌手。他辞了在老家河南开封的教师工作，漂到北京。抱着一把吉他，在地铁、酒吧等地儿演唱。
是一次特殊的演唱经历，让他改变。
那是2001年冬天。
有一次，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个朋友。“学校的学生社团募捐了一些书和衣服，准备到工地送给民工。正好我在那儿，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到了工棚，我给工友们唱歌。没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觉，跟我从前完全不一样。”
孙恒唱的是自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他的朋友小吴的亲身经历，“歌词基本上是他原话，我只不过用音乐表达出来。”
工棚很简陋，是上下铺，挂着晾晒的内衣裤，来了很多工友，他们仍穿着干活的脏衣服，挤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听孙恒唱歌，孙恒抱着一把吉他，用陕西方言唱道：
九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说我们没得暂住证，把我们当成任务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后我发现，已经有好几百人在里面，想要出去有条件：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来送钱。……
我们住的是一个露天的大院，半夜我听见有人在哭喊，吓得我也不敢看。旁边有人在卖东西，我只有唾沫往下咽。因为我只有两块半，刚好只够买盒儿烟。还好，后来吃上了窝窝头，一共饿了我一天半。
我的家乡在西安，来押送我们的是当地的人员。在上火车之前，他让我们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不能随便看。火车上又怕我们跑，把我们的腰带鞋带全抽掉。这一路上，又是饿了我一天半。
到站以后他们说：想要出去有条件，两百块钱一个人，否则继续关里面。我没办法，只好打电话，是好心的姐姐把我接回家。
这次意外的演出，连孙恒自己也没料到感觉会那么好，像遇见知音一样。
“唱歌时，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掌声、笑声那么真诚、质朴，给他们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灵对话，有一种默契。再加上我唱的都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且从来没人唱过，所以，他们听得特别专注。那天，他们跟我谈了很多。
“这次经历对我启发特别大，我突然醒悟：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
2002年5月，孙恒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创作，专门为打工者提供义务演出。
“来北京，几年折腾下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生活、对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对自己重新定位。我喜欢唱歌，我会唱歌，我唱了很多歌，大家爱听，能对别人的生活起到积极、健康的影响，这就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成功！”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这次演出，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
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它，一把口琴，麦克风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像他们日后的每场演出一样，孙恒有一段开场白，自我介绍：我们不是什么专业的文艺团体，我们和大家一样，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从农村来的，来北京打工，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
他大声地说：“昨天我们为这个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今天我们也要创造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生话。我们说劳动者最光荣，而打工者群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所以今天我们要唱——《打工、打工，最光荣》。”
当孙恒他们演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藏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兄弟们来把工地占，条件一个：结工钱；“周二熊”嘻皮又笑脸，“好说、好说，咱夜里十二点，准时结工钱。”到了夜里十二点，骗人的招数露了馅：先是来了三车“安全帽”，想挑起内讧，在工友之间；后又来了“110”，连哄带骗带诈唬，说要把我们全部都收容。
这时，我感到有点犹豫和矛盾，再被收容可咋办？
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把这骗局全揭穿；他带领大家高声喊：“兄弟们，团结一心讨工钱！”
（在场的五百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但工地老板害怕了，要求马上停止演出。
“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但大家根本没机会说出心里话，这样憋久了，不是好事。我们站在工友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说话，这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
打工青年艺术团也参与帮助农民工讨工钱。有个四川来的民工，干活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受伤，老板什么都不管，只给三百块钱打发人。“别说医疗费，就是回家的路费都不够。我们找了记者和律师，一块去跟老板谈判。谈得特别艰难，从下午五点，一直谈到夜里十二点，最后老板给了这个工人三千元钱。”
他们的演出最大的阻力是资方，“联系二十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的托辞是：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工地完全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权益。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成本太高了，无论时间、精力、金钱上都耗不起。”
每次演出中，都有一节互动表演，请现场工人自己上台唱歌。“哪怕他们唱得跑调，声音发抖，但那是他们的声音，是他们的心声。”2003年，打工青年艺术团共演了四五十场，每场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演员十人左右，吹拉弹唱说都有。
“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很粗糙、简单，但他们不在乎，反正就是热闹，像过年一样高兴，共同体验一种欢乐，在精神上有一种交流和释放。”
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成员，不少是在演出现场发现的，周铁松就是这样参加进来的。孙恒说，他写的歌就像是从心里喷出来的一样，工友们很爱听。
“因为不正规，所以人员流动很大，人不停地来，又不停地走。这样也好，他们学会了我们的歌，又可以带到别处去。”孙恒说。
艺术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本身要打工，住得很分散。每次演出前打电话通知，下了班赶到演出现场，演完了坐公交车回去，连一份盒饭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出场费。
王德志家在内蒙古兴安盟，他在北京干了八年，干过七八种活，自己每周花四十块钱学说相声。他说在北京打工，精神上很空虚，那些主流的文艺离我们太远，“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干完了人很累，回宿舍大家在一块，要么喝酒要么打牌。看书？现在的书多贵啊，我们挣的又不多。”他参加艺术团后，创作了相声《漂》，讲的是打工者在北京的经历及爱情。
他们的歌硬梆梆的，一点儿也不缠绵悱恻。
孙恒说：“现在，煽情的歌已经太多了。我们缺的是劳动者自己的歌，唱出劳动者的自尊自信，唱出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唱出他们的心声。”
“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演出，让社会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现状，大家一块来出主意，想出路。”
他们曾搞过这样的专题演出：“反对身份歧视”、“工资是争取来的”、“识破打工陷阱”、“自我营造，合作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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