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语言是一面镜子
作者：郝铭鉴
语言是一面镜子，从中不但可以看到时代的身影，还可以看到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文化风格。记得曾参加过一次海峡两岸的网络销售研讨会，大陆代表发言皆称“网络”，台湾代表发言皆称“网路”，单凭这一用语，便可立刻断定你是来自此岸还是彼岸。
相声演员姜昆访问台湾，回来以后谈起两地的用语不同。他说大陆讲“联系的渠道”，而到了台湾就讲“联系的管道”，这两个词一个反映了农业文明，一个反映了工业文明。前些日子，“航天飞机”成了热点，台湾报上出现的是“太空梭”。两词指同一事物，可造词的思路不同：前者是科学思维，后者是艺术思维。
词语的差异，往往和翻译有关。比如英语disco，大陆通译为“迪斯科”，香港则译为“的士高”，台湾又成了“狄斯可”，从中可以辨析两岸三地的读音特点。德国的汽车Benz，香港译为“平治”，台湾译为“宾士”，都是音译；而大陆则音义兼顾，译为“奔驰”，似乎要略胜一筹。
相比之下，大陆词语更偏向于意译，带有鲜明的本土的特点。比如做衣服镶边用的带有各色花样的带子，香港称“喱士”，台湾称“蕾丝”，都是从英语lace来的，不过台湾译得比较精致，比较传神；而大陆则径直称为“花边”，明白晓畅，见词明义。不过，也许因为不够“洋气”的缘故，现在大陆不少时尚人士也已将“花边”称为“蕾丝”。
2003年春天，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肆虐，与之相对应的词语迅速出现。香港一如既往，走的是音译的路子，将SARS译为“沙士”；大陆则是意译加缩略，造出了新词“非典”；台湾虽然也是音译，但译得煞费苦心，只用了一个字“煞”，“非典”患者成了“染煞”人员。平心而论，这个“煞”字颇见功力。煞，古代传说中的凶神，用来指称“非典”，不是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吗？
同一事物，用不同的名字来指称，其造词水平经常是有高下之分的。再举一个例子，街头行驶的供营运用的小汽车，香港称“的士”，大陆称“出租汽车”，台湾则称“计程车”。香港的音译，无疑和长期受英国统治有关，而且按粤方言用字，译得并不准确。大陆的“出租汽车”，用字最多，却并不严谨。“出租”是指东西被人有偿借用，而坐出租汽车只是搭载，汽车仍是原来的司机驾驶，“出租”从何谈起？相比之下，还是台湾的“计程车”最到位，一语道破了这种车子按行驶里程计价的本质特点。
不仅是字面意义的比较，有时文化内涵也十分耐人寻味。《咬文嚼字》编委汪惠迪先生曾谈过一个有趣的例子。二胡、笛子这类乐器，在华语圈内各有各的叫法：香港称“中乐”，新加坡称“华乐”，中国大陆称“民乐”，台湾则称“国乐”。香港明确是中国的领土，“中”字最能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新加坡百分之七八十居民是华裔，“华语”“华文”“华乐”这些词语流露的是寻根意识；中国大陆则把“民乐”和“西乐”对举，强调的是民族特点；台湾政权是由大陆过去的，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词语，“国乐”便是其中之一。
可见，语言说到底是社会的投影。
“傢俬”现象
还是六七年前的事。一天，陪朋友逛街，朋友突然指着一块店牌问：“这是什么字？”他指的是“××总汇”的“”字。这家“总汇”的橱窗上，还有一句醒目的广告语：“帝豪，皇家气派”。对着这个“”字，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只能“实话实说”：“不识。”
回家以后，便急急地查书。先查的是《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再查《辞海》《辞源》，还是没有；于是索性搬出《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查遍手头的工具书，居然没有这个“”字。无奈之际，灵机一动，心想莫非是个日本汉字吧，又请人查了《大汉和词典》，结果还是令我失望。
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字不识，如芒刺在背。这个“”字，便让我坐立不安，一连几天，逢人便问。一次接待一位香港朋友，又扯到了这个字。谁知他脱口应道：“这是‘ga xi’的‘xi’嘛，香港到处都可见到啦。”朋友说的是粤语，与之对应的普通话读音，大概便是“si（私）”。经这位朋友指点，我方才恍然大悟：“”字是个方言字。
“”，说的就是家具，这从“总汇”的摆设，一眼就可看出。后来查过《当代港台用语词典》，书中便收有这一词条。家用器具一类，在汉语词汇中，有很多不同的称呼。明代李翊《俗呼小录·世俗语音》称：“器用曰家生，一曰家火，又曰家私。”其实除了这三种外，由于方言的差异或用字的变迁，还可举出不少，比如家什、家伙、家司，等等。“”的出现，想来和“类化”有关：汉语中有些词语用字，往往会受到邻字偏旁的影响，比如“朱儒”类化为“侏儒”。“家生”可作“生”，到江浙一带，又类化为“”，都用了单人旁；同理，“家私”可作“私”，到了香港地区，又类化为“”，也都用了单人旁。这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它们没必要也不应该取代普通话词语“家具”。
明白了“”字的来龙去脉，我便不再为它所困惑；现在之所以“旧话重提”，因为“”或者“家”一词的流行，已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年的“总汇”，只是风起于青之末，偶尔在街头碰上一家；而今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家城、家中心、家王国……已是星罗棋布，触目可见，而且，它已从沿海城市蔓延到内地城市，从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家”成了全国性的时髦词语。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就商家而言，首先表现出来的无疑是求新求异心理。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它应该具有稳定的特点，并不因历史的变革而改变其固有的规范；然而，语言文字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时代会留下不同的烙印。这在语词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过去说“消息”，现在说“信息”；过去说“开展”，现在说“运作”；过去说“隔阂”，现在说“代沟”；过去说“设备”，现在说“硬件”……：选择新词新语，有利于突出时代的特征，强化表达的效果。商家不用“理发店”而用“发廊”，不用“小吃店”而用“食府”，正是为了出奇制胜，引人瞩日，在商战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用词当随时代，在这方面本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面对“”的蔓延，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语文规范意识的薄弱。商店的牌匾，既是商店的标志，也是社会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因此其用字不能随心所欲。早在1987年4月10日，国家语委、商业部、外贸部、国家工商局便曾联合颁布了《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不得使用已被简化了的繁体字和不符合《简化字总表》规定的各种简体字（包括已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不得使用”已被《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淘汰的异体字；可惜这一“规定”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比如这个“”的“”字，严格来说，是个不规范的生造字，是个地域性很强的方言字，按照规定是不应用上牌匾的。有些店家竟在读不出音、辨不明义的情况下，群起效尤，竞相搬用。什么用字规定，早已被置诸脑后。由此我想到，为了提高语文规范水平，除了要加强宣传的力度外，还要加强执法的力度。对于商店牌匾之类，不妨进行强制性的用字规范审查。
再往深处想，“现象”还不完全是一个用字规范问题。否则，为什么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至今在其他地区鲜为人知，而“”却能在短期里风行全国呢？这显然不是“求新求异”所能完全解释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文字不仅具有表达功能，而且还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取舍。“”蔓延，表面上是因为其新鲜感强，实质上还因为它来自经济发达地区香港，代表着一种“强势文明”，体现出更高的“社会附加值”。事实上，这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港台通行繁体字，大陆某些人不也是以写繁体字为荣吗？港台演员说不好普通话，大陆某些演员、节目主持人不也是尖着舌头说“西西（谢谢）”吗？这与其说是社会文化现象，不如说是社会心理现象。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需要而且应该交流的。问题在于，这种交流要重视选择，重视优化。如果唯香港马首是瞻，盲目追随，连不合规范的“”也照搬不误，只能说明某些人在心理上发生了倾斜。这一无意中透露的信息，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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