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满城汉幕发掘的秘闻
作者：窦忠如 崔 佳
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的发掘，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关于那次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国防施工出惊险
1968年5月，解放军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悄悄地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将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200余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
5月23日下午3时，当机电12班的战士们在一个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因为这次放炮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对于这一奇怪现象，战士们决定上前看个究竟。不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突然感到双脚还没站稳便失去了支撑，随即身体又随着刚刚崩起的碎土石渣猛然往下沉去，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便已掉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里。黑咕隆咚的山洞中，伸手不见五指，彻骨的凉气袭人周身，特别是一股十分古怪而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让人心生胆怯，毛骨悚然。好在这名战士倒也胆大，他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稍稍稳了稳神情后，便急忙朝透着微弱光亮的地方爬去。不一会儿，这名战士便看到班长正带领几名战士也爬进了洞里。
他们打着手电走进洞里后，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还有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等。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往里面走去，没想到越往里走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而数不清的生活用具。这时，一个老兵说：“我们可能挖到古墓了！”经验丰富的班长反应道：“对，这肯定是一座古墓，我们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然后，他们选取几件自以为有代表性的器物爬出山洞，随后又将洞口重新封堵，细心的班长还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严密的监视和保护。
班长的汇报，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和战士们带回的几件文物，便摆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这使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感到了事情的重大性。因为“中山”指的是中山国，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则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不过，无论是属于哪一个中山国时期，至少说明这座古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无疑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周总理的特别批示
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绍宗、孙德海和政府工作人员张天夫、杜荣泉四人前往现场探查，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拍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个非常时期，任何的细小疏漏都将会引出意想不到的政治灾难，所以河北省有关领导不能不谨慎行事。
确实，据郑绍宗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前往河北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由于当时社会情况较为复杂，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因为他们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的。到达满城时已经傍晚时分，郑绍宗等人在暮色苍茫中发现，满城陵山像是一把硕大的太师椅，而古墓就坐落在“太师椅”的环抱之中，它背靠陵山，前倚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正所谓是中国古代帝王最为看重的一片风水宝地。
进入墓洞后，专家们都不由自主地惊呆了。他们首先走进的是长达30米的南耳室，其中除了摆放几辆战车和供国王乘坐的安车外，还发现有十几具陪葬马匹的骨头，而所有马匹的身上都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郑绍宗拾起来仔细看后，惊喜地对大家说：“从工艺上看，可能是汉代的器物，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对于郑绍宗的这种推测，后来郭沫若根据他们的情况报告，特别是器物上那“中山内府”的铭文予以确认。同时，郭老还明确指出这应该是西汉景帝时所立中山国内府所藏器物，从而断定这是一座汉代古墓。）听到专家这样解说，人们又兴奋地走进了北耳室，顿时一股诱人的陈年酒香扑面而来，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和彩绘酒壶，以及许多石磨盘和陶罐等器物，可确认这里应该是一个大酒房。由于陶缸表面有许多很小的石钟乳，据此专家进一步推测说，这种钟乳石的形成应该在千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座古墓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在高达7米的中间大厅里，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特别是地面上的一根长约两寸金针，不仅熠熠生辉，而且工艺也十分精巧。通过细致地察看，还发现了在中室西南处有一个尚未打开的后室，想来那应该是墓主的棺椁所在地。
了解古墓基本情况后，专家们连夜赶回并向省领导作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对于河北满城发现巨大汉墓这一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重视。1968年6月1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在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间隙，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河北省满城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古墓，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请尽快拿个意见给我。”郭老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兴奋，第二天便给总理写了封信：
总理、伯达同志：
关于满城县发现古墓事，我和考古所同志们商谈后，初步拟定三位同志（名单见附件）前往了解情况并作进一步的发掘计划。请指示，并通知满城负责单位，以便前往联系。
又据考古所的同志们反映，河北省文化局原有工作队，在保定市，文革前有二三十人，现况不明。如该工作队今尚存在，似可就近调往工作，并此附闻。
专此，顺致
革命的敬礼
郭沫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郭老便收到了总理批示“同意”而退回的那封原信。同时，还附有一封总理写给时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和副政委陈先瑞的亲笔信。总理在信中写道：满城古墓的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由北京军区根据郭老的意见办理。对于总理的指示，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没有丝毫的懈怠，于6月24日便郑重宣布：考古队由保定到满城的车辆及其他物资保障全部由军队负责，军队将对考古安全工作给予最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军事警戒下的神秘发掘
考古工作队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军区工程兵某部联合组成，1968年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陵山“军事禁区”。
参加考古发掘的，除了最先到达现场勘察的河北省文管会的郑绍宗和孙德海等几位专家外，还有当地驻军文化干事张祖流率领的20余名战士。当然，中国科学院也派出了精兵强将，那就是郭沫若院长亲自点名的王仲殊、卢兆荫和张子明三人。为了保护这些专家们在考古发掘中的生命安全，在考古队从当时部队打通的那个洞口进入古墓之前，张祖流就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先由一名排长率领三名战士走在最前面进行探路，中间则是考古队专家们，跟在后面的除了应急的军医和防化兵外，还有几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担负着护卫任务。
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阴冷，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而头顶上也不时地滴落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翼翼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还担心碰坏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在不知不觉中，队员们感觉到墓穴越来越深，且空间越来越大，使考古队员们大为惊讶和赞叹，因为他们都不曾见过如此巨大的崖墓。突然，队员们被一片闪动的亮光所吸引，走近跟前仔细观看，竟是一组摆放得有些凌乱的金银器皿。虽然摆放凌乱，但其数量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而精湛巧妙的工艺，更让人叹为观止。穿过中心甬道，队员们来到了北耳房，那里面除了摆放着十几个高大的酒缸外，还有无数个小陶罐类的酒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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