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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年代几支小插曲
作者：袁 鹰
全民写诗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是以新民歌的浪潮作为前奏曲的。这就不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从一开始就过多地带着浪漫主义的色彩。《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新民歌选”专栏，一组一组地经常见报，日积月累，对鼓吹“大跃进”着实“与有荣焉”。
新民歌最先出现在大规模兴修农田水利工地。为了抗旱防涝，增加粮食产量，在冬春季节开山引水，修渠打井，挖水库，筑堤坝，农村劳动力全都上了工地。红旗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于是就产生了一批鼓动性极强的歌谣。
劳动人民中蕴藏着无可限量的创造力，何况又有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愿望作为动力，工地上就响起昂扬激越的歌声。比如甘肃洮河工地的“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钻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四川巴中的“千条龙，万条龙，首尾衔接上高峰。张口喷出江海水，江山遍野响淙淙。天干也要吃饱饭，乾坤掌在人手中”。安徽庐江的“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确实都反映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干劲和人定胜天的信心。
其中也出现一些优秀作品，比如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这首新民歌，当时被人们多次引用，交口赞誉。文艺评论家对它进行许多阐述分析，称之为对传统的四句体民歌的重大突破。文学史家如果对1958年新民歌运动作历史的、科学的评价，这首《我来了》大约能占一个代表性的位置的。
接着，自上而下，一个新的“采风运动”展开了。许多省、市、县以及工厂、部队都纷纷发出号召，征集新民歌，发表、整理、出版。于是，机关、工厂、农村、连队、学校、商店，到处举行赛诗会、赛诗墙，全民写诗（不写也得写），人人都当诗人（不当也得当）。新民歌成为“运动”如大海潮涌，铺天盖地。其广泛、热烈的程度，远远超过头一年整风时的大字报。副刊编辑部收到的新民歌稿件，如雪片飞来，每天都有几十首、上百首，成册的油印本，看也来不及看。好的自然也有，但绝大多数是“东风万里红旗飘，××人民干劲高”一类充满鼓动口号的顺口溜。而且大都有标语口号式的毛病。到了下半年，就多是“总路线是快马鞭，快马加鞭飞如箭，日行千里夜八百，赶英何须十五年”、“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这种虚夸的高调了。水稻玉米小麦田里密不透风的景象，我也在一些地方亲眼看到过，那是由十几亩或几十亩拼集而成，是为了给人参观和上报产量用的，自然不是真的增产。
郭沫若、周扬两位大家主持，从新民歌的海洋中撷取一小部分浪花，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共三百首，也许含有同《诗经》三百首相呼应的用意吧。他们在“编者的话”中说：“这些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比较，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显得逊色了。”
新民歌的兴起总是件好事。但是多年来我们许多从上到下的干部、特别是居领导地位的，习惯使用行政命令方式，常常使本来很好的事也变成苦差。多年来，领导人手下管文字的秘书和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对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以至说假话，熟门熟路，张口即来，落笔成文，几乎都不费吹灰之力。一套一套，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立等可取，包君满意。这些弊病，相沿成习，屡禁不止，贻害无穷，到今天依旧有很强的生命力。
1960年9月，我和一位同事出差去杭州。那时北京杭州之间尚无直达列车，需在上海转车。铁路局订了新办法，可以买联票，只需在上海站换乘一节车厢，不用再买票，称为“一条龙服务”。这当然是方便乘客因而受列欢迎的好事。刚开车，年轻的女列车员宣布：一条龙旅客（称为“龙客”）必须参加赛诗会，到达杭州站以前每人必须至少写一首诗。我们是靠笔杆吃饭的，还能应付，好在有三四小时旅程，尽可好整以暇。有些带小孩子的女乘客就不免叽哩咕噜叫苦不迭。不到一小时，我们就交了卷，写的什么，全都忘了，只记得我那位同伴的第一句是“人生何幸当龙客”，实在是首打油诗，不够严肃认真。好在小辫子乘务员并不计较，连看也不看，只将发给旅客的纸片一一收齐，就完成任务了。
小诗人和老诗人
“全民写诗”的日子里，最活跃的可能是中小学生。学校办墙报，老师布置作业，市、县、区、乡各级主管部门还要限期报数字，规定指标，搞竞赛，造声势，孩子们最听话，当然无人不写了。
1958年4月18日，副刊发了一组《孩子的诗》，来自河北怀来县枣林公社。那年正好有一批作家和作协工作人员下放在怀来，劳动之余，也辅导农村青年的业余文化活动，文风所及，播下了诗文种子。
这组《孩子的诗》中，确实也有些好诗。例如工农中学学生王世牡写的：
小小斧头一斤半，
砸起石头响连天，
斧头虽小力量大，
万把斧头砸碎山。
又如孟窑小学学生李芳写的：
远看孟窑红一片，
村里出现红石山，
过路行人都来瞧，
原来是红枣堆成山。
列在这组诗的第一首作为“代序”的出自工农中学一年级刘玉花之手，题目叫《小作者》：
别看作者小，
诗歌可不少，
一心超过杜甫诗，
快马加鞭赶郭老。
发这组诗的时候，我写了一段题为《后生可爱》的“编后小语”。最后写了这么几句：“后生可爱。他们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不知郭老和其他的诗人们以为如何？”写这句话的用意，无非是让郭老和诗人们、读者们为孩子们的畅想莞尔一笑。
我们副刊编辑夏景凡平时同郭老的秘书王廷芳联系较多，副刊同郭老的“热线”大都由老夏负责。他说：“我跟王秘书打个电话，问问郭老看了有什么反应。”
王秘书告诉他：“郭老看了很高兴，写了一段文章，还有一首诗。不过《北京日报》已经来过电话约稿了。”
老夏放下电话，立即骑车奔向西四郭老寓所，取回这篇稿件，第三天就见了报，对《北京日报》的同行实在非常抱歉。
郭老在这篇《读了“孩子的诗”》文中，提到刘玉花的《小作者》：“特别是第三句，气魄可真不小。编者认为这些小作者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诗人的’，问我‘以为如何’？我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完全同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们，特别是超过我。”
郭老为此写了一首诗答复那位小作者：
老郭不算老，
诗多好的少，
老少齐努力，
学习主席毛。
末句这样写，可能是为了押韵。我们接到稿件，兴奋之余，觉得末句欧化句法，孩子们可能不习惯，而且在公开报刊上从未这样用过，不免担心是否会有对领袖不够尊重之嫌？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只好由老夏再打电话去，冒昧提出。
郭老在电话中哈哈一笑，毫不迟疑地说：“就改作‘学习毛主席’吧。”
老诗人关怀小作者的健康成长，没有忽略细枝末节。他在文中还指出“孩子的诗”中有一首明显地抄袭四川南溪县一首新民歌，且将两首并列对照。
当时新民歌如潮涌，相互摹仿抄袭，几乎是必然现象。
郭老并没有责怪小作者，他说：“民歌的产量既多，谁也不能普遍看到，因此往往被混过，更因而被选或被称赞。这样实在是不大老实的作风。孩子可恕，大人断不可恕！”
这就连我们当编辑的也批评在内了。
不久以后，我又看到来自郭老家乡四川的一组儿歌。其中一首是一位小学生叙说他的父亲每天回家就逼他写诗，弄得他苦不堪言。他愤愤然唱道：
我又不是蚕子变，
肚里哪有啷多丝（诗）！
这可真是有真情实感的好诗句。如果再送去请郭老看，他一定也会欣然命笔，出现又一篇好文章，只是我们不敢贸然从事，怕被别人指责为新民歌运动“抹黑”，有违“气可鼓而不可泄”的明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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