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陈荒煤与文化部整风
作者：严 平
1964年6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过后为其中表现出的浓郁生活气息感到兴奋不已，他从来不反对拍摄现代题材的影片，反对的是把拍摄现代题材和拍历史题材对立起来的做法。为了加强这部影片的拍摄力度，他建议由北影和西影携手，并由崔嵬、陈怀皑、刘保德联合导演。经过一番努力，影片已经接近尾声，他又亲自奔赴西域拍摄现场，往返于草地和蒙古包，一路颠簸，一路切磋，全身心地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中，北京——那座大城市里正弥漫着的紧张空气好像已经离他很远。
那时，荒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天山的红花》就是老友崔嵬最后一部闪耀着独特艺术风格的影片。
是夏衍的一封电报把他从西域畅想中惊醒，电报上赫然几个字“立即回京”，使他预感到北京怕是又出事了。
荒煤急速地赶往北京，离开前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动在眼前。
那是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代表团。荒煤临时接到通知赶往人民大会堂，已经迟到了，毛泽东和客人已经开始谈话，他只好被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不料，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看了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
毛泽东又讲：“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他曾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二十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过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主席记忆力这么好，可事后回想起来，却越发弄不清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搞了十多年电影呢，还是不满意自己搞电影？
毛泽东这时不顾外宾在场，问起文艺界整风情况来了，荒煤告诉他，大家正在学习他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
毛泽东立即不高兴地说道：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说着他自己就真的举起了双手）我那个《讲话》，可就是不执行！”
后来，毛泽东与外宾谈了一下别的问题就结束了会见。当他站在门口向外宾挥手告别时，荒煤心里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是否要求和主席谈谈电影的实际情况，可一想起他那举起双手的神情，就失去了勇气。他只是回头仰望了一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由于身边老有一位矮小的护士陪衬，就显得更加魁梧——怅然地离开了。他甚至天真地想：为什么，主席不能像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样多找些文艺界的同志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呢……事后，每想起这件事，毛泽东那双高举起的双手就在他眼前晃动，沉沉的，好像罩在他的头顶。
北京等待着他的果然是一场大的风暴。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送交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了第二次批示，更加严厉地对文艺界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就接连两次对文艺界作出了批示，实际上，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江青、康生提供的情况，对建国以来的文艺界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内因”。
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来是打了报告要修改的，为什么又不让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想了。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垒，夏衍、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齐燕铭因为是党组书记也跑不掉。此刻，周扬还在努力紧跟毛泽东的思路，积极地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北国江南》是一部表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影片，“七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责，说影片中女主角银花双目失明爱流眼泪是宣扬人性论、人情味，歌颂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是政治上的有意讽刺和歪曲，还恶狠狠地要将片名改为“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康生莫须有的借题发挥，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影片的剧作者阳翰笙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着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问罪行动。
《早春二月》是编导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影片开拍时已是“大写十三年”口号开始流行的时期，无论是影片的创作者还是批准拍摄的荒煤都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部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影片描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动乱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谛的过程。谢铁骊独具一格的艺术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艺术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艺术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关注。他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而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20年代的社会情景，仿佛使他们又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
正是因为怀着对时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们和创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亲自阅读柔石的小说，同意改编；分镜头剧本中多处经夏衍亲自修改；荒煤又从始至终参与意见，甚至连主人公肖涧秋头上的帽子都颇费斟酌。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文章，全国立即开始了对《早春二月》的讨伐，有文章记载，“当时在放映该片的电影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影片博得如此声誉，以至于外国观众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电影票，而且发觉这的确是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讨伐的声浪越来越疯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二百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一条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事情还只是开始。8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这是张春桥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陈路线，他的这个论调，把批判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他们正在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30年代黑线专政”。
文化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加班加点地运动着，周扬在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最初，荒煤还进入了部检查领导小组和批判电影理论小组。他一方面在部党组内做检查，一方面还尽力支撑着工作。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中宣部负责影协整风的联系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1960年影协成立起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由夏衍担任）谈话时提出，影协整风主要是30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30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30年代电影问题……同时，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论文集和赵丹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剧本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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