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作者：王得后
我终手活到退休了。什么叫“退休呢？退出人生舞台？退出社会？现在是普天之下都在嚷嚷“老人社会”，惊呼那负担的沉重，可怕，简直到了不堪重荷的地步了。这使我猛醒到，一个劳动者辛辛苦苦动一生之所值，原来只够他劳作的岁月的活命之资；成年以前，“在家靠父母”，老了之后，“出门靠朋友”了。两头都是靠别人养活的寄生虫。
我不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老话。所以在不惑的年龄大惑，在知天命的年龄回顾茫然。我也不信来生，轮回，只是有时想到火化，有一点紧张：不知道痛不痛？总之，我不相信命运。但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闪念，蓦然回首，却发现从未成年前记事起到这休矣，原来是五个偶然在改变着我的命运。
第一是父亲的胆怯。
现在是有了黄埔同学会了。“假设”父亲不死，当然也是这会的一个会员，我儿时在故乡老屋的昏间阁楼上，翻出过一本大概叫同学录一类的东西吧，上面有许多小照，一律戎装，其中有他。也见过现在电影里有时露一下的他们每个同学都有一把的那种短剑，仿佛记得那是用来“杀身成仁”的玩意，像旧时大官身上的什么珠子是带着剧毒一样。我的确记得，偶尔高兴他哼哼过“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曲，说是“校歌”。如果记忆不算数，那么，目前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史料》的书，我好奇地检阅，还真看到了他的姓名，果真如此。
我从记事就不喜欢他。因为什么？跟着感觉走。一解放懂事就僧恶他。这回，不言而喻，因为他的反动。
他的反动，不仅在北伐中没有认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而且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竟忘了“兵败如山倒”的格言，竟不知国民党气数已尽，竟重新穿上军装，组织一群乌合之众，从有名的拿山口退入井冈山区。的确是乌合之众，一天清早起来，几声炮响，加几声“叭”，他们就一哄而散了，于是只有一两个外人，几个亲戚而当兵的跟着他。夜行昼伏，在崇山峻岭中东躲西藏。我是独子，十五岁，传家宝，被带在身边。
我也紧张，不记得有恐惧。一天，父亲决定带我一个人逃出去：出江西，过湖南，下广州，走香港。于是化装，于是苦等天黑。
天黑以后转移住地，不记得走了多久，不记得打尖，不记得投宿，只记得没有人盘查，没有人阻拦，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说是要出永新县界了，父亲犹豫起来，就在要和护送他的卫士，一个土生土长跟随他多年的卫兵分手，他独自领着我赶路的时刻，他决定返回。他知道藏在山里是没出路的，也不可能长久，他曾念叨躲过冬至就好，他常计划怎样化装走什么路出逃，这都是我记得很清晰的，特别是那个“冬至”，为什么走到界边又返回了呢？一定是胆怯，不敢冒险吧？
这是我“长在红旗下”的关键。“假设”父亲在途中被发现，被逮捕，我会怎样呢，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假设”漏网，像他的上司，同僚，部属，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四十年后既往不咎，竟然衣锦还乡，我又会怎样呢？我是谁？
解放军终于在1949年那个寒冷漆黑的冬至前一刻的夜里，将在深山大沟东躲西藏的父亲一行六七个人搜捕归案，不几天解到县城，分两拨关押，父亲、母亲、我，算是一家，关在一幢民居的小洋楼里，房门外就有荷枪的战士看守，没有起居规定，也不禁止交谈；来访是没有的，一日三餐照送，方便由战士押着如厕。但我才十五岁，又病疮，行动不便，比较自由，也就是看守得不那么寸步不离。
这样过了几天，一次我方便回来，在房门口，那位看守的年轻战士，我至今记得他的样子，比我略高，少年脸庞，瘦小的身上穿着鼓鼓的棉衣，背着步枪，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年纪小，还可以去读书，不要怕，不要跟他们走。这又决定了我的命运。
又过了几天，将母亲和我转交给了地方。坐了几天班房，放出来了。
在县城住了一些日子，为的等父亲的消息。当将他解往省城的时候，母亲带我回到老家，原先分散的两个妹妹也回来了。
这时我念念不忘那位解放军的话：我可以去读书。我向母亲提出来。旧历年也不愿在家里过，我就只身回到了南昌。原先学校发给我的“应变”证明书丢失了，南昌一中不让复学。我只好报考。考上了南昌二中，因为没有学历证明不让报到。那时还没有取缔私立学校，那是只要钱不要学历证明的。我于是进了私立赣省中学，那时又没有毕业即失业以及择业的问题，一个学生也就是按部就班准备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干部。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成了干部。“假设”解放军战士没有对我说那句话，“假设”我不信或将信将疑，疑惧参半，迟疑不决，一过年就是春耕，就是减租减息的斗争，我在家庭里是惟一的男子，长子，想走也走不掉的。我将是另一个我，是可想而知的。在中国，“子承父业”，“父债子还”的传统，不要说我这一代，就是再有两三代也不能淡化、消解吧？
凡是五十年代走过来的学生，开大会拉过歌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喜悦，革命的无上权威，人应作忘我贡献的激情，大概总不会忘怀的。1953年高中毕业。考试即将结束，报名已经开始。说不懂事自然不对，说真懂事似乎也不对，大家沉浸在紧张兴奋的情绪里，计划着未来，那时候大学生源不足，动员大家参加高考，而且只要考试，十有八九都会录取，只是取第几志愿的问题。而且据说北方中学毕业生少，不许报考南方的大学，南方中学毕业生多，鼓励报考北方的大学。我们正是可以全国满天飞的一群。何况又是百废待兴，百业将举，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高潮。考理工，干实业，是潮流，也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心愿。“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新民谚，虽被批判为落后、错误，但在大家的心里，依然生机勃勃。
谁也没有想到师范。
报名截止的前一天，校长，一位不久前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中年男子汉召集应届毕业生训话了。
训话很简单，说全校没有一个人报考师范，是无知；连一个学生干部也没有报考师范的，是没有觉悟，落后。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师范是培养干部的摇篮、“母鸡”。没有师范就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没有干部，没有干部就没有一切，还有什么建设，要大家重新考虑报名，号召学生干部带头报考师范。
石破天惊，当头棒喝，说什么都对。没有考虑的余地。我是班长，又是学生会副主席，专管学习的，我不带头谁带头！只是苦思苦想学师范学什么专业呢？在中学教数理化，觉得没劲。虽然喜欢外语，教中学外语又有什么呢？于是想到，要学好外语，先是学好祖国语言。这才心安理得。
9月开学。当我走进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到之后，胸前戴上“新伙伴”的彩带，实在是喜气洋洋，自豪得很，骄傲得很。不错，师范很重要。不错，师范是重点。
我似乎迄今并未后悔过，我学了这中国语言文学系。
1957年毕业，穿过狂风暴雨，带着浑身硝烟，祖国统一分配，把我分配到青海。我至今不懂，青海分明在祖国大地的中部，腹地。全国的中心点，不是在甘肃的兰州么？青海，充其量不过偏西一点罢了，去青海，为什么叫“支援边疆，建设边疆”呢？
我有时候觉得，我的祖国，过去是以孝治国，后来似乎像是以口号治国。一个时期一个口号。一个口号一场运动，一个运动一阵轰轰烈烈。轰轰烈烈过后，如暴风雨洗尘，大地干干净净，而口号永远漂亮。
我到青海的时候，正大办学校。每个厅一所中专。我在交通厅的公路学校，大跃进没完遇到大饥荒。各个厅的学校大合并，先是十几个合并为两个，不久又合二而一，成为一个。在“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来，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青海而去”的口号下，把学生都欢送回了老家，江苏或者浙江。教员改行的改行，守业的守业，走的走，留的留。留下来的吃野菜，喝糊糊，无所事事，打牌跳舞。精神会餐，南北佳肴，有时开个神仙会，过的倒是神仙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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