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我拍摄过希特勒
作者：约翰·洛恩加德
■〔澳〕徐家树 译
美国《生活》杂志自1936年创刊以来，以新闻摄影的方式记录了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至70年代重大的历史事件。1990年初始，约翰·洛恩加德几乎找到所有健在的《生活》杂志摄影师，对他们进行电视采访。这是这些大师们首次面对摄像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本刊摘选系列访谈中的第一篇(文有删节)，其主人公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曾被称为新闻摄影之父，当时已是93岁高龄。
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以下简称艾森)：我从没有想到摄影会成为一个职业。我的第一台相机是叔叔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在柏林，我11岁的时候。那是一台伊斯曼·柯达三号折合式相机，我拍摄一些喷泉、树叶、街景这一类业余爱好者们拍的东西，自己冲洗。1916年被应征入伍时我不再拍了，我只是个孩子兵，直到战后的1925年，我买了一台蔡司·伊—3相机，这时我才又开始拍照。1927年，我与父母亲去波希米亚度假，我拍摄了一幅一名女子在打网球的照片，时间是下午4时，她的倩影让我着迷，于是我拍了一幅照片。
有人说：“你应该把这幅照片给‘Der Welt Spiegel’杂志的什么人看看。”那杂志的意思是“世界之镜”，有点像《纽约时报》的星期日杂志版。编辑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幅照片。”当这幅照片刊出时，底下的说明是：“日西下，影渐长。”
我成了一名自由摄影师，拍各种文化事件，特别是音乐家方面的。我去了斯德哥尔摩，拍摄托马斯·曼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干，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在两腿之间，我藏着一个小三脚架，上面装着小型相机。在Ermanox相机上，我装了一台大口径的镜头，最大光圈是F1.8，相机上装着依尔福玻璃感光板，我自己冲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测光表，就猜着曝光，我买了没有声音的快门装在相机上。我出席大量的音乐会，首场歌剧演出，拍摄所有那些名人们：福特瓦格纳指挥，布鲁诺·沃尔特独奏，等等。
1929年拍了诺贝尔奖之后，我的第二项外拍任务是去罗马西部的西西里，拍摄保加利亚的鲍列斯王子与意大利国王的小女儿索菲亚的婚礼。我到了那儿，看到墨索里尼与保加利亚的弗迪南特国王走在一起，弗迪南特国王有着一只全欧洲最长的鼻子，而墨索里尼趾高气扬地走着，我高兴极了，什么都拍。当我回到柏林的办公室，他们问我：“新郎、新娘在哪儿？”我说：“什么新郎、新娘？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以为我疯了呢！伦敦新闻协会的负责人说我被解雇了，但他们办不到，因为我只是自由摄影师。1933年，我从德国的费列特列克芬搭乘齐伯林公司飞艇去巴西的潘那布哥。在航行中，发动机的声音一直极响，当发动机一停，一切静极了，人们跑来跑去，我问：“出什么事啦？”有人说：“我们要修补机舱。”有人从一架梯子上爬出去到了飞艇的顶上。我好不容易被允许有半分钟的时间拍他们修补。我只是从梯子上伸出头去，很快地拍了不到10秒钟。我拍了大约10张照片，就爬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问我：“外面很危险吗？”其实那儿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们只是在漂流而已，也没有风，飞艇就像是一只气球，我拍到的是一幅极有空中感的照片。
第二年在瑞典拍摄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和他的家人时，我收到一封电报，叫我去威尼斯，因为在6月13日至14日，希特勒在那儿会见墨索里尼。我拍到了他们握手的照片。在两个月之前我在意大利为‘Die Dame’杂志拍摄一些社交活动，我拍摄了各位部长之类的人物，因此他们认识我，我被准许在10英尺之外拍摄希特勒在机场与墨索里尼见面时的场面，这是我第一次拍希特勒，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人们都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开枪打死他？”
我还在日内瓦拍了约瑟夫·戈培尔，他在六七名保镖的包围下走进会场。那些保镖看上去都是些很文雅的人，只有在衣领上，有着大号的德国万字徽章。你几乎都看不到戈培尔，因为他很矮，而且是畸足。大约三四个星期之后，我住处的门铃响了，我从门镜里看出去，只看到衣领上的那些大万字徽，我想：上帝啊，出什么事了，他们来抓我吗？但他们倒很友好，进来后，只是想取走他们自己的照片。
我是在1935年的11月底离开德国的，我有一年多没有收到新闻协会应付给我的钱，但当我到了美国之后，我设法把这些钱都找了回来。我在美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通过利昂·丹尼尔，我到一家叫Pix的图片社工作了15年，直到1951年我成了《生活》杂志的专职摄影师才离开。
在《生活》杂志，没有人告诉我们怎样拍摄，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想拍什么就可以拍什么，一位著名的编辑威尔逊·希克斯曾教过我说：“你不要怕那些影后们，你是摄影专业中的国王。”我一直忘不了他讲的这句话，并不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像国王，而是不要怕什么人，你越是不怕，你才能干得越好。
年轻人想在6个月之后就达到事业的顶峰，而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他们知道照相设备，但不知道怎样去看，你知道并不是相机在拍照，而是眼睛。你可以有最先进的相机，而看不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到拍摄的可能性。我可以花几小时看雨滴，什么时候我都能看到照片。
1936年，我已经38岁，所有《生活》杂志的摄影师都比我年轻，他们对待我就像老朋友而不是一位年长的人。我发现摄影师们就像是陀螺，他们常常单个转，聚不到一起，我和他们都很友好，但并不是好朋友。
约翰：是否有什么摄影师，你从他们那儿学到过什么？
艾森：这一点是极困难的，因为谁都不想去模仿别人。
当我开展览时，有人常问我，为什么你不拍彩色照片，我说黑白的要好得多，展览作品用彩色的往往不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照片更成功。人们总是问我摄影是不是艺术，我说：“我只是名摄影师，让人们去说这是艺术或不是艺术吧。”
约翰：你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征兵而且受了伤？
艾森：我被编在第55炮兵团当炮兵，1918年在弗兰特斯附近的伊普里斯受的伤，日子是4月9日。榴弹炮在我上空爆炸，从我腿的这儿穿过，我很幸运弹片穿出去了，不然医生会把我的腿锯掉。
约翰：你们那时共有10人操作一门炮？
艾森：是的，那是一种75毫米口径的地面炮，我在下午4点整受的伤，什么都麻木了，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腿还在不在，我以为它已被打掉了，别人把我放平在地上，把我的裤子剪开说：“噢！上帝，这太好了，现在你可以回家了，这是一发‘回家弹’。”然后大家都散开了，因为敌方的机枪开火了。我一直躺在地上，我想我会被打死的。两小时之后，红十字救护人员找到我，并把我放到一辆运货车上，送到法国里尔附近。三小时之后人们告诉我，在下午的战斗中，我团里的人都被打死了。我被送到赛丁，呆了两个月，走、跑都要用拐杖。
约翰：你说过你最著名的照片是在二战胜利日，一名水手吻一个姑娘的照片。
艾森：我们四五名摄影师，在那天被派往不同的地方拍摄纽约城的庆祝，我被派到时代广场。当时已有几千人拥挤在那儿了，路两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互相拥抱，接吻。当时还有一名水手在路上跑，拥抱每一个人，你知道，接吻。我就跑在他前面，拿了一台徕卡机，挂在脖子上，把焦点对在10英尺的地方。你只有拍一张的时间，而且不必偷偷摸摸。我跑在他前面，不时回过头来看，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他抱住一位穿白衣的人，我站住了，他们接吻。我不停地拍了5张。一位文字记者本来跟我在一起，但我们走散了。我在当天晚上八点把胶卷交上去。第二天人们对我说：“多么了不起的照片！”我说：“哪一张照片？”我已经忘记了，我都不知道，这只是一幅快照，一个巧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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