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
作者：穆罕默德·尤努斯
■ 吴士宏 译
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这个想法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购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今年，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瘦骨嶙峋的人们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
一天， 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
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试图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她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
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她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她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她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她们还得起的时候，在她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她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她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