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郊区的胜利
作者：［美］乔尔·科特金 著 王 旭 译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支柱。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都市学家乔尔·科特金探究了数千年来城市和都市生活的进化过程。中国正在快速走向城市化，该书所介绍的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当能够产生有益的启发。
二战后，美国郊区化的速度又一次加快，20世纪50年代，郊区人口显著增长，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84%。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通过了资助退伍军人的法律，拥有住房成为中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80年代中期，美国所有家庭中的2/3拥有自己的住宅，家庭住房拥有率是经济繁荣的德国、瑞士、法国、英国和挪威的两倍。近3/4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员和绝大多数结构完整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
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人们不再被限定在老城区或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城市电车郊区”，越来越多的郊区居民住在更加分散的新开发的郊区，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长岛平原地带上兴起的莱维敦。
为了让莱维敦之类的开发计划切实可行，纽约规划大家罗伯特·摩西曾帮助设计了道路系统，他了解这些新社区巨大的吸引力：那些只有房屋颜色和所种植物略有区别的火柴盒式的普通郊区住宅，是成功的标志，在其他大陆上，数以百万居民对此尚闻所未闻。狭小的住宅分块不仅反映了开发商的贪婪，也反映了房屋主人不愿修剪太多的草坪和清除太多的积雪的谨慎——这些细节历史学家很难知情。
历史学家乔恩·蒂福德解释说，郊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排排没有尽头的草坪和车库，同时也反映了人们想“逃避现实又不得面对现实的复杂心理”。郊区为从拥挤的城市归来和受原有的种族关系困扰的人们，提供了临时休息的港湾。在那里，人们可以建立新的友谊和加入新的团体而不必顾及传统的社会习俗。小说家拉尔夫·马丁说，郊区宽敞的庭院、崭新的学校和公园，仿佛是“孩子们的天堂”。
“死一般沉睡”
显而易见，郊区赢得了数百万普通居民的青睐，但在当时富有经验的社会批评家和城市学者们中却不受欢迎。他们把新的城市边缘社区贬得一无是处，说它们不但破坏了自然景观，还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使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小块土地的集合体”，“分裂了”国家的认同感并导致民族间界限的扩大。如20世纪50年代的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所写的那样：在精神萎靡与麻木的夏日，上中郊区死一般沉睡。
当小块的郊区土地发展成为成熟的、有建制的社区，尤其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它们常常会破坏当地久已存在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一位观察家写道，康涅狄格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工厂曾经是当地的经济支柱，现已经倒闭，静静地荒废在那里。
对郊区最尖刻的批评往往来自执著的城市规划家和情绪激昂的城市居民。刘易斯·芒福德认为，郊区是“城市对立面”，它抽取了老城区的精华。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迁移到城市郊区，郊区正在把城市由创造性的中心变成被人唾弃的“杂乱无章而四分五裂的城市集合体”。
对于向郊区迁移最多的指责，集中在日益扩大的种族分裂局面，即大多数白人居住在郊区，而越来越多的黑人滞留在中心城市。很明显，一些新的郊区居民和迎合他们需要的开发商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1970年，将近95%的郊区居民是白人。作家威廉·怀特抱怨说：“在一些郊区，很难看到一个黑人、穷人或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
过去多年居住在南部农村的非洲裔美国人，现在成为很多大城市的主要居民，尤其是北部和中西部大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超过51%的非洲裔美国人居住在内城，而内城的白人人口仅为30%。这种人口分布模式在底特律、纽瓦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和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等工业城市最明显。
郊区和城市之间隔阂的日益扩大所引起的社会危机，有分裂国家的危险，并且加剧了中心城市的恶化。1968年刘易斯·芒福德令人信服地写道，美国城市“正在解体”。当时许多城市似乎被违法、犯罪、吸食毒品等社会病症所吞噬。《纽约时报》在1968年指责说：“社会混乱肆虐纽约。”相比之下，郊区成为了白人躲避内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避难所。
“摩天大楼美如烈焰”
面对大量居民向郊区迁移和贫困居民积怨日益加深，中心城市竭尽全力以保全它们的历史优势。有人提出,新的技术造成了城市的蔓延，也能促成人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城市集中。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能扫除阻碍城市发展的固有障碍，用更加现代的东西取而代之，古老的城市中心就会得救。
在瑞士出生的建筑设计师查尔斯·埃德亚·基纳瑞特是这一观点最明确的推崇者，该设计师以柯勃彦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他对当时城市小别墅、小公寓和多户分租住房这种大杂烩居住模式不屑一顾。相反，他试图在商用大楼林立的旁边，竖起16层高的公寓大楼。他发表在《郊区居民》杂志上的理想是将居住、商业、娱乐和交通的功能分开，让城市居民享受到足够的绿地空间。
柯勃彦非常讨厌以前城市那种浪费空间和反现代的装饰风格。为确保城市的将来，他力劝城市要摧毁过时的一切。他甚至赞同苏联城市规划家拆除莫斯科多数历史建筑的举措，苏联在二战后建造的那些超大建筑群反映了他的观点。
他对纽约古老的棕色石头、市中心狭窄的街道和混合的建筑风格没有任何兴趣，就如同对克里姆林宫尖顶蒜头建筑不感兴趣一样。对城市中大片租借公寓的肮脏、地铁里人流拥挤而造成的混乱，他感到惊骇。而曼哈顿大跨度的桥梁、高耸建筑的磅礴气势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写道：“当黎明的曙光照在玻璃上时，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
在他看来，纽约应该向更高的空中发展。柯勃彦想看到这样的城市：“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晶莹剔透，在繁茂的树木映衬下，显得更加清澈透亮。”柯勃彦理想当中的纽约，应当是一座“梦幻般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一座挺拔高耸的城市，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斗转星移，柯勃彦的部分想法不仅在美国，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的城市找到了知音，如在巴西、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
“伟大的成就”及其局限性
柯勃彦雄心勃勃的现代主义观点给美国的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60～1972年，芝加哥中心的办公空间扩大了50%，而纽约的办公空间剧增74%，对城市高耸的建筑与天际背景勾勒出的轮廓，英国作家安姆瑞斯·琼斯曾这样描写：“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有时候令人感到畏惧。”巍峨的塔楼也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旧金山、休斯敦，甚至在洛杉矶耸立起来。
世界首席现代建筑师之一的山崎建议说，恢弘的城市建筑折射了“我们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成就超然的社会”。然而，这些混凝土与玻璃复合结构的“辉煌成就”要求现已存在的城市街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山崎设计并于1966～1977年兴建的命运多舛的世贸中心，不仅迫使周围原有的供电区里数千个小企业迁出，而且基本上把整个纽约西城与其他城区切割开来。
显而易见，这种大规模的城区重建没能阻止人口与企业向郊区迁移。事实上，正如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指出的那样，它反而加速了向郊区的分散。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全国人口增长超过6000万人，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停滞不前，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到1990年，甚至连纽约人似乎对其万人仰慕的地位也丧失了信心。大约10个人当中有6个向民意测验调查员反映，如果可能，他们将选择其他地方居住。
工业城市最后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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