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漫游军机处
作者：姜 鸣
一
故宫保和殿迤北，是一片封闭的广场，也是外朝与内廷的分界。
广场正北面，屹立着内右门、乾清门和内左门，其后便是通常所说的“大内”。广场东面为景运门，这里通向奉先殿（今钟表馆）和宁寿宫（今珍宝馆），是观光客的必由之路。加上内左门至景运门墙根那一溜平房，开设着食品店和快餐部，恰好给走完半个故宫的游人打尖，所以终日熙熙攘攘，宛如市廛。这溜平房，本是前清的奏事处，从亲王至御史，凡单衔递奏封章，皆须至此亲呈；在京部院和各省督抚的奏件，也在此转交，以保证直达御前，任何人不得从中拦阻。时过境迁，当年的枢密重地，如今一文不值，便移其旧址经商，化腐朽为神奇，这是当前中国最为寻常的景象。
景运门对面，从内右门到西侧隆宗门那端，历来萧瑟清静。记得十几年前，隆宗门前立有说明牌，记载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教众在太监策应下，攻打皇宫至此处，并在门匾上留下一个箭镞云云。现在不时兴阶级斗争，牌子便消失，就像神武门内迎面的照壁上，当年赫然写着毛主席语录：“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人民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文革”结束后，便刷新为故宫导游图了。
我每次去故宫，必往隆宗门那一带走走。因为这边的墙根，也有对应的一排平房，正是当年的军机处值庐（办公室）。从这里转入内右门，西长街以西，包括养心殿和西六宫在内的若干殿宇，是雍正以降清廷大部分决策的发源地。我之所以去军机处蹀躞，大约是有点思古之幽情，想体验一下当年奕、翁同、荣禄们在此处理国务的感受吧。
清朝基本沿袭明朝统治体制，设立内阁，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内阁以大学士为首领，人们通常把大学士称为宰相。从历史上看，君权与相权从来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伴之太监弄权，在明代发展到极点。故清初又设议政处，由八旗王公贝勒组成，凌驾于内阁之上，但又造成议政王大臣专权跋扈。清军入关时，顺治帝福临是个小孩，由多尔衮摄政七年。直到多尔衮去世，福临才获掌权。康熙帝玄烨继位，也受四个辅政大臣控制。他靠内臣索额图杀鳌拜，又造成索额图擅权和以后的明珠擅权。玄烨为了削弱王权，增强皇权，在宫内另设“南书房”，票拟谕旨，以分议政处之机要权。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帝胤利用对准噶尔用兵，设立军机房，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人员组成，每天觐见皇帝，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并且以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官员发布“最高指示”，成为朝廷的“书记处”，从而架空议政处和内阁，使得封建王朝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作为皇帝最亲近的辅臣，他们的办公室与养心殿仅仅一墙之隔。除了皇宫，在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后来的西苑、颐和园，也都有军机处的办公场所。
虽然军机大臣位极人臣，但在皇帝眼里毕竟只是奴才，所以办公室简陋得难以想像。在我印象中，军机处从未向游人开放过。每次参观，只能趴在迷蒙的窗前，窥看黝黑的内景，自己觉得寒碜，想想当年的使用者，肯定也寒碜。
二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中国人长期有着早睡早起的习惯。皇帝在清晨处理政务，住在紫禁城外的军机大臣只能起得更早。
从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日记看，他一般在寅初（凌晨3点）入值。光绪七年元旦是丑正（2时）到值庐。散值的时间，多在辰初或辰正（7至8时）。
由于做事实上的夜班，军机大臣们在离家前总要吃餐夜宵，而军机处值庐廊下，每每也排放着数盘烧饼油条，以供大臣们随时补充能量。看来，烧饼油条作为一种晨间快餐，从前还是雅俗共赏的呢。
军机大臣历来由皇帝直接挑选。所设人员，向无定额。最多时八名，最少时两名。而根据薛福成《庸笔记》的说法，军机处值庐“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满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传必有一人不利”。并以光绪年间军机大臣的消长和去世为例进行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不管人数多少，权位操于排名第一的领袖军机之手。各种文件奏章，只能由其先阅。至于新进者，不仅没有发言权，每次奏对进出宫殿时，还需趋前卷起门帘，因而被称为“挑帘子军机”，可见同僚之间等级依然森严。
军机大臣位极人臣，虽说爬进了帝国决策者的小圈子，但当差实在很累。诸如乾嘉年间的董浩，入值三十八年；同光年间的恭亲王奕，两入枢桓前后亦达二十六七年，每天披星戴月，精力真是惊人。官做长了，也就悟出不少小技巧。他们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使得下跪时不痛。为了免除每日长跪，相传秘诀，无论奏对何事，必以三句为率，并须简浅明白，以免皇帝再问。军国大事，先为膝盖谋之。
研究军机大臣，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重要钥匙。可惜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忘记这把钥匙，更谈不上用它去开锁了。举例来说，道光初年，皇帝宁倦于大政，苦于奏章不能遍阅。军机大臣曹振镛献策曰：
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陈阙失，以邀时誉。若罪之，则蒙拒谏之名。此后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中之错误遣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
曹振镛出身官宦，父亲曹文埴最后官至户部尚书。作为高干子弟，曹振镛为人处事谨慎廉洁，操行甚佳，并无纨绔恶习。道光是个守成、节俭、自以为有识见而其实根本不知天下大势的皇帝，自然喜欢曹振镛的风格，听得进曹振镛的劝说。这样两个君臣的搭配，结果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钳制人心，不得发舒。道光一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便直率地上奏批评：“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地方官仍互相隐讳，不敢上报。可以说，曹振镛当国时期，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可惜，即便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学术界都没有引起重视，岂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李伯元《南亭笔记》称，某官去颐和园，回来告诉别人，军机处三间破屋，中设藜床，窗纸吟风，奇寒彻骨。门外有卖食物的小贩，声音嘈杂，军机大臣听得烦了，立予驱除，但没过多久，散而复聚。日将过午，荣禄出来买汤饼，王文韶出来买糖葫芦，鹿传霖出来买山楂糕，聊以充饥。少顷太后召见，有两位军机颇遭申斥，面有惭色，相对唏嘘，而荣禄在旁讥讪，瞿鸿随声附和。军机大臣的起居、威严、享用、荣耀不过如此。按这个记载，颐和园东门外的军机处值庐竟是如此混乱不堪，也足以令人发一大噱。
三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个更易被人忽略的环节，是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
每一个政治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除了有政治家公开发表的言论和实施的行动外，更有大量的幕后谋划和交易，有各种各样的幕僚，文秘人员的参预策划。研究清朝枢垣，也就不能不关注军机章京的行动。
所谓“军机章京”，就是军机处的秘书。起初章京无定额，在内阁中书等官员中选调。自嘉庆四年（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为满汉各两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从内阁、各部院衙门调派中书、司员、笔帖式等中下层干部兼差。各班设领班、帮领班章京各一员。平时，满汉章京各分两班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
军机章京的职责为处理档案，撰拟文书。乾隆年间，开始起草谕旨。虽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参与机要，故被人称作“小军机”。
曾经做过军机章京的梁章钜，在《枢垣记略》一书里记录了从雍正九年至光绪元年144年间汉军机章京365人的姓名籍贯，以及入值的时间。我据此作了一个统计，发现章京的籍贯虽然涵盖了十八行省，但江浙占据51.5%，倘若再加上安徽江西二省籍，则两江所辖范围加浙江四省，竟包揽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选择章京主要考虑是否能干，并不考虑地区平衡。这个有趣的数据充分显示了华东地区人杰地灵，中层京官在中枢机构脱颖而出，并成为实际主持业务操作的骨干，这种情况，过去人们也是极少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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