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长征，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作者：王树增
李德其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
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八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美国另一位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上，惟独这个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布劳恩已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十三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十八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十九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二十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二十一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二十六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A·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
一九三七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作过什么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师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师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一九三一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了协议：用两万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十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激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
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已经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