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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开讲
作者：罗雪挥 刘 芳
正在频繁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民间讲座”，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民间性，并且业已成为民间声音的聚集地和多元文化的讲习所。
民间讲座四面开花
北京“单向街书店”位于圆明园东北角，股东是几个在媒体任职的年轻人，讲座免费向公众开放，吸引了公务员、大学生以及看上去雅痞模样的公司白领。而这里的思想激荡并不是单向的，在媒体任职的李为说，符合自己口味的就听，可以反问，也可以打盹。谁都懒得打扰你，谁也都怕你打扰。
在中国大城市，类似这样的民间讲座野生野长，大都是公益性质，演讲嘉宾甚至需要自己负责交通费，举办者租借一个场子，几杯清茶便可以开讲。
其中，民营书店和民间读书会是主力，杭州枫林晚书店、南京先锋书店，其人文讲座几乎将本市乃至过境的大学者一网打尽，深圳物质生活书吧讲座更是聚集了李欧梵、龙应台、白先勇等大家。
在城市中心文化之外，纯草根的民间知识分子也在自行开讲，北京、天津等以附近住户为主的“家庭型讲座”已经持续经年，其内容从西方哲学到易经研读，包罗万象。“民间讲座成了新的知识策源地，这是知识传播细分的结果。”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胡旭东介绍。他即将于8月13日在单向街书店开讲“日常生活中的平静与神奇——从《浮生胡言》说起”。
北京顺理成章地成长为民间讲座的集大成之地，学术交流之余，不乏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北京三味书屋的“公民半月谈”讲座，有“的哥”维权专题，也有“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与社会政治发展”内容；北京“乌有之乡”书吧，“中国两级分化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出路”成为最新话题。
个体兴趣的面对面沟通
“中国非商业性思想文化的交流，绝大多数是聚集在学术机构及一些圈子内部。大学毕业以后，如果没有置身上述机制中，就基本中断了文化和思想交流的可能性。但这种需要并没有消失。”李为认为，民间讲座满足了一些人自我思考的认同感。正是一些言论和思想在公共场合无法顺畅沟通，参加这类讲座能够宣泄和传播，满足了一些人在思想碰撞中“砸你家玻璃”的心理。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读大学时恰好是80年代，他认为那个时候是“文化大补课”，见什么吸收什么；如今的文化传播发达，人们像已吸水的海绵，在余留的空间里，只吸收自己感兴趣的部分。他对民间讲座的效果尚存疑虑，因为不晓得听众的专业水准和价值取向，但他仍欣然接受民间讲座的邀请，因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传道，人的生活价值就在里面，你所关心的领域，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跟着关心。”
更多的民间讲座嘉宾并非是常在大众媒体露面的人，甚至是普通人。“这正是民间讲座的特点”，“天下讲坛”组织者侯笑如认为，“算不上主流，但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发言的渠道”。兰考县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受邀成为“天下讲坛”的第一位农民演讲嘉宾，张砚斌没有为此做任何准备，因为这既不是向领导汇报，也不是大会讲话。他的目标只是卖大米。不过张砚斌对讲座现场，北京盒子咖啡吧的氛围感到满意，“很轻松，大家都像朋友一样，可以随便说话。”
“民间讲座更加强调分享”，“天下讲坛”的另一位组织者康雪介绍，其话题都是开放性的，演讲嘉宾和听讲人都要互通姓名，主讲与互动交流各占一半时间。
民间知识分子在这种互动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乐评人颜峻曾应邀在单向街做了“聆听的艺术”讲座，颜峻说，自己的领域没有什么可以拿到大众媒体去说，比如央视的“百家讲坛”，“他们不会找我，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虽然颜峻认为北京中关村是一个有知识没文化的地方，比如这边相当一部分听众穿戴“特别硬，又干净，又难看，没有美感”，而且仅对知识点特别感兴趣，提问又大又空，颜峻不喜欢这种“特别爱思考”的类型，但他仍然十分享受民间讲座的拉杂体验，享受着处在不同的话语背景下人的不同反应。
颜峻也常常在圈子里开讲，但是因为朋友之间特别默契，听不到反面的意见，而在民间讲座上则会出现令人惊讶的思想碰撞，有时“说出来的话会得到无法想像的反应”。颜峻认为，这种反馈对一个信息的发布者和创作者至关重要，“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原生态，创造了演讲人与普通人近距离的沟通环境，彻底改变了民间文化的生存方式。”
单向街创始人之一许知远觉得，个人的丰富性和独立性的增强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喜欢那种空泛的责任感。个人完全被社会责任压倒，或者完全被利益压倒，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多元思想的悠游发酵
网民“石头”丝毫不介意自己的农民状态。他租住在北京郊区的村庄，其参与的“不求甚解”读书会从2002年起，坚持每周六晚8点到11点开讲，截至7月末，已经举办了152期了。常来听讲座的有30人左右，除了个别成员住在城里，大都是租住在村里的住户，石头介绍“没有头衔的很少”，有北大、清华教授，有成功商人，甚至包括哈佛工商管理学博士。大家选举了村长和秘书长，每周五，村长会将本周话题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大家，不来还得请假。事实上也很少有人请假，“有的人离了讲座都活不了”，石头介绍，还常常有香港和台湾的朋友专程赶到村里听讲座。讲座并不拒绝外人，但是也不希望规模扩大。
讲座是在村里的书坊进行的，专门为此翻盖了房子，添置了投影仪和音响，方便放幻灯，这里永远免费供应着普洱与毛尖，甚至设了客厅，摆放了有味道的中式家具，供讲座结束后赶不回城里的人免费居住。
讲座嘉宾，都源自各人的圈子，石头表示，只要想请的人一定请得到，而且“绝不付费”。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在这里讲过中国传统文化，故宫研究员谈鉴宝，因为路途太远，请不来老先生，读书会就请他们的弟子，比如著名收藏家王世襄的弟子。石头印象最深的一次讲座主题是嘉宾教唱昆曲。讲座结束后，大家还要热烈讨论一个多小时，再换个地方喝茶喝酒。
为了维持讲座运转，起初大家也主动交点会费，但是有时也“吃大户”。想来讲的人很多，讲什么都可以，易经算命、历史、地理、美术，由于讲座主题太多，已经排到了三个月以后。
他们有自己的讲座标准，为此村里否决了邀请司马南来做讲座的提议，因为“文化的含量还不够。”不过，“不求甚解”讲座并非场场都精彩，有时意犹未尽，大家就自己上去讲，比如谈自家的收藏，“每个人都有一些可以和别人分享的东西”，但不能够纯粹谈自己的专业，比如研究天体物理的人讲的是“达·芬奇密码”。
“不求甚解”读书会最近的一期讲座是“如何利用多媒体建造博物馆”。石头把村里的讲座看做是中国一种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模式，想像孔子当初就是这样教育弟子，他认为听讲研讨中形成的一些大胆的、观念性的东西，作为人们一种智力思考，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用得着，因为“如果绝大部分的人都对这个领域感兴趣，保留和聚集的东西会更强。”民间讲座最好地保存了民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是一个短时间内聚集、传播知识的最好场所。石头自我评价。
演讲者的公众平台
“购米包地”的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曾经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希望通过自己的推介，使城里人能够直接认购农村生产的无公害大米，至少包半亩地的大米产量。这样的话，人们吃上了放心米，农民也受了惠。她主动联系了“天下讲坛”，因为在大学里做讲座不过是一个科研话题，而在民间讲，“什么人都有，影响面更大。”况且这种形式直接见效，在北京盒子咖啡吧，何慧丽当场就与听众签订了好几份合同。
“天下讲坛”成为了公民讲座的典范。这是经过彻底改造的结果。2004年初，康雪接手讲座，当时全国正在大谈养生，“天下讲坛”也在举办健康讲座，看到20多岁的年轻听众闭目养神，康雪感觉“很不舒服”。她与在出版社任职的侯笑如一起进行了改革。并从此将“天下讲坛”的主题定位为“公民教育”，她们请来了在甘肃任教的美国青年丁大卫，请来了保护北京胡同的华新民，探讨传统服饰文化的拯救、艾滋病保护、新农村建设等。
“我们的话题确实比较广泛，是社会现实就是这么丰富。我们本身不想只研究一个领域的问题”康雪介绍，这就像艾滋病问题一样，其实所有对社会领域的追问都来自民间，最后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民间的事情不能够全指望政府来做，公民应该有自己的责任，要长一只“观察社会的眼”。
聚沙成塔的力量
“民间讲座大家都在推，能推一点是一点。这就是力量。自下而上很有力量的，因为它是自发的，它是真需要，这就是社会责任。”北京市人大代表，著名作家冰心之女吴青快人快语。她认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法制、爱心、诚信，整个中国都在呼唤真、善、美，但求索是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不说话，现在大家遇到事情都是捂着眼睛，一会儿探出头来看看，问‘过去了吗？’”
吴青认为，现在的民间讲座组织者比上个世纪80年代更加不易，但现在的讲座参与者也相对更有责任感。
“理想主义的‘病’像隔年的老草根，哪怕有一丝春风春雨都会不自觉的暗自发芽生长。总会找机会，在不妨碍自己继续市侩和现实的情况下，满足一下自己理想主义的内心。”媒体人李为解释自己听讲座的理由。而每次听讲座，他都会或多或少买些书，生怕讲座组织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倒掉。
乐评人颜峻对民间讲座的前景还是很乐观，因为无数这样的民间讲座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网，一次影响50个人，100次就能够影响5000个人。“在这个普遍缺乏热情的时代，有机会互相沟通支持，做这样的事情很高兴。”
吴青选择了挺身而出，她说：“我觉得必须讲，这是我的责任。”活跃在民间讲座的同时，作为人大代表，她给自己规定每周二下午接待选民，并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吴青说：“要接过爸爸妈妈参加‘五四’的火把。”她要按照宪法一条条做，通过讲座告诉人们什么是公民？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影响一个是一个”。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