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乌纱病
作者：许响洪
【释义】
以当官为最高目标和最大荣耀。
【症状】
惟当官才有地位，惟当官才有风光，惟当官才能升官发财、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建功立业、声名远扬……
【病理】
“宁为鸡首，莫为凤尾”。以血缘为核心，以姻缘、地缘、业缘和情缘层层环绕而来的亲情文化，本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由高到低、内外有别、高低分明的等级文化。此种文化的一切根本都围绕里层展开。且，越在里层，越受拥戴，越受追捧，越受保护，越有颐指气使、随心所欲、出入内外的自由空间。
此种文化很自然地在社会上生出惟官是举、惟官是大的“乌纱病”。
新华网福建消息：福建三明市永安三中初一某班共有52名学生，班干部竟然多达22名，其中不乏副劳动委员、副小组长之类的奇怪头衔。
“这些学生干部只有三分之一是正常人选，其他的都是家长打招呼让安排的。”班主任说。
一些父母为让自己的孩子当上班干部，三番五次打电话、送礼物、托关系。
福建省连城县赖源中心小学和赖源中学任教的项老师也向记者反映，她每到一个班做班主任，都要在任命班干部的小事上伤脑筋。她说，“今天这个来说情，明天那个来授意，家长直接找来的，通过校长、教务长传话的都有”。因为大多是熟人、干部来打招呼，不便拒绝，只好不停地增设副班长、副委员。项老师还反映，家长们提出的理由也五花八门，一位家长甚至对她说，孩子成绩平平，以后也不会有大出息，就让他在上学的时候享受一下当干部的感觉吧……
同校一位老师对此现象评论道：“这是全中国的问题”。
青岛市南区一小学二年级某班，42人中竟有39人当“干部”。这些干部不仅有中队长、小队长和各科课代表，还有前门官、走廊官、卫生官、小组长助理、班长助理、课代表助理等“职务”。全班剩下的“基本群众”只有3名。
据该班班主任解释，班上“委任”39个官，是因为许多小同学都喜欢当班干部，全班只有3名内向的学生不愿意当。
一位担任“助理官”的同学说：“我和同学都喜欢当班干部，这样爸妈高兴，而且自己还很有面子。”
另一位担任课代表助理的女生说，同学们每天完成的作业，她都先检查一遍，还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而且也很受同学们的尊敬。
据班主任称，这样既满足了学生想当官的心理，又培养了孩子积极向上的心态。
中小学生喜爱当官，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官本位”意识和权力崇拜现象密切相关，家长所以不惜借官场买卖官帽的手段，千方百计走门子、送礼物、拉关系，给孩子弄顶“乌纱”，乃是为了培养孩子的“从政意识”和“领导能力”，以便孩子将来懂做官，会做官。
笔者少时看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幅题为《比爸爸》的漫画，其内容是几个儿童掐腰挥手，相互吹嘘自己爸爸的官衔；20世纪90年代，笔者又看过漫画家方成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一幅题为《现代儿童》的漫画：两位背着书包上学的儿童路上相遇，相互递给对方的名片上，分别写着“局长外甥王小三”、“处长侄子李毛毛”；21世纪的今天，新华社记者在西安市的几个中小学校园采访中发现，有很多中小学生都印有名片，更有一些干部子女或家庭条件较好的中小学生把自己父母担任的职务、家庭收入也写在名片上，骄傲地四处炫耀。
前后相隔四十多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发展之后，“官本位”风光依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曾传出一个令全国人民惊奇不已的民谣：“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只能当干部。”这个民谣所以让国人惊奇，是因为它颠覆了国人数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浓厚的官本位意识。事实上，尽管这个民谣有夸大的成分，但确确实实反映了一个时期以来，珠三角地区人们观念的重大改变。而到了新世纪，据2005年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的一项调查，46.3％的青年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为党政机关干部，其次是教师。而九年前的同类调查结果却显示，32．9％的青年认为，“自己创业”最有前途。这个调查可以让人们看到，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不是在淡化，而是在加重。2006年年初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希望子女“当公务员”的高达28％，希望子女“当普通职工”的仅1.5％，希望子女“当进城务工人员”的为零。
一些青年人因为受到种种现实的“启迪”，所患“乌纱病”竟到了怪异的地步：
四川农村学生吴悔（化名），七年时间4次化名，5次复读，6次获得合法的本科院校录取通知书，但为了等待一所能够让他实现“官”梦、摆脱底层命运的大学，一再退学复考。
吴悔在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短暂就读期间，曾一个人到各大银行总部朝拜。他说“这些银行的建筑非常豪华，将来当一个行长同样能够荣耀家族。而且也可能平级调动，成为一名政府官员”。
上大学时，他一直很留意电视里播放领导讲话的画面，并悄悄地模仿这些官员在电视上作报告的神情、语气、停顿部位，然后关起宿舍门，一个人大声脱稿复述，想像下面万众瞩目。周末他也会在校园里寻找角落大声朗读……
一次，他因为当“枪手”，并私带学生到云南考大学，被学校记过处分。他认为，“记过处分会记入档案，将来也当不了官了”，于是失去继续在原校上学的动力，又退学准备重新考大学。
他固执地认为，自己一家在农村受欺，是因为家族中没有当官的。他甚至设想好了将来衣锦还乡后的计划：“我要打击一部分，团结一部分，用铁腕手段把以前害我家的人都打倒。”
这位一心为了当官而读书的青年，为了便于自己不断更换姓名复读与报考，居然拥有十几枚可以为自己开介绍信的公章……
笔者以为，与吴悔一样患“乌纱病”的少儿、青年和老年，并不会在我们的视野里很快消失。这不仅在于体制方面的改革还无法一蹴而就，还在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包括我们许多所谓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人，今天仍是一见“乌纱”就矮了三分、低了一辈。
2005年11月21日，美国刚满18岁的高中生赛申斯，在美国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市市长选举中击败对手，走马上任市长，并成为美国目前在任市长中年龄最小者。
中国众多媒体在铺天盖地报道这则新闻时，不约而同给这位“年轻干部”前面加了一个字眼——“父母官”。
笔者不解，大洋彼岸一个刚满18岁的高中生一当上市长，怎么就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长了一辈，成了“父母”？他又成了哪门子的“父母”？
“乌纱病”形式之多、危害之大，无以尽言，最直接的后果便是给全社会造成一种人人崇拜权力，个个倾心官场，事事寻觅仕途，处处溜须拍马的恶劣风气，并让越来越多的人抛开正义、尊严、良知和道义，只要能做官，可以不顾廉耻——上！
如此下去，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和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个性、创造与尊严，又在哪里？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一次老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痛斥一些热衷做官的科技官员说：“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周光召的讲话并不是无端而起。
在“官本位”的体制下，行政权力主导着科技资源，非竞争性、按权力和身份分配科技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埋头做专业者，待遇难以落实，项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科研经费没有保障，而只要有一官半职，上述情形便会马上改观，包括科研在内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一个科技工作者往往是担任了行政职务后，才能真正享受到相关待遇。这自然引诱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仕途。
有资料说，某名牌大学，处级以上干部就有500余人，除非犯错误或辞职，否则他们的级别会永久保留，这种级别比学术职称还管用。而300余名教授仅仅是享受“比照处级待遇”，在申请科研资金等方面都要先给级别更高的官员让路。科级听命于处级，处级听命于厅级，许多大学出现了“处级科学家”、“厅级科学家”扎堆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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