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从“电子眼”的威力说起

作者：彭　程

　　倒退若干年，乘坐出租车时，尤其在夜间，时常能够领教到一些司机的无所顾忌。交通规则、交通标识仿佛并不存在，不但在明确禁止的地方掉头、拐弯，甚至超速行驶、闯红灯。但现在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了，许多地方都安装了电子探头即“电子眼”，违章行为很可能被拍照下来，那样将面临数目不菲的罚款，累积次数多的甚至会被吊扣驾照。曾经屡禁不止的现象，在现代化技术手段面前，大大收敛了。
　　这至少表明了一点：遵纪守法意识的提高，常常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力的。
　　体现在某些违章司机身上的这种素质缺陷，如果放置在大的现实背景之下来看，似乎只是小菜一碟。更严重、更具危害的秩序失范现象随处可见。道德滑坡，违法乱纪，已经是当前社会大范围的痼疾。尽管物质生活不断富裕，但这些阴影若不消除，幸福指数将难以上升。想想看，当入口的食品竟然是在污水横流的环境中制作的，当高价买回的却是低劣的冒牌货，你还怎么能够相信自己过的是高质量的生活？
　　良好的道德风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本期“思想频道”中的两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一点展开言说的，读来不无启发。
　　《底线的失守与家园的沦落》从令人瞠目的“天价医疗费”现象入手，将当前存在的大量负面的乃至丑恶的现象，归结为社会生存的基础受到损毁，生活中应遵循的底线道德屡屡被跨越，其根本原因，是精神的失守。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限于精神情感方面，经济生活中的、乃至制度层面的病症，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起因。“对于道德底线的肆无忌惮的突破，到头来必将受到惩罚。”事实上，这种惩罚已经通过生活中各种密集交织的管道，降临到每个社会成员身上了。虽然上述天价医疗费尚属极端的例子，但治疗一次小小感冒要花费数百、上千元，却是许多人都遭遇过的，这和前者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个人的、部门的利益，而罔顾社会正义。医患之间关系的紧张乃至对立，不过是因此需要承担的后果之一而已。而类似的现象，又岂只是仅仅存在于医疗领域？
　　如果说，这篇文章更多地揭示了道德失衡的原因，《“素质”是制度规则调节的结果》则向前迈进一步，探讨了什么是扭转这种局面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开出一剂药方——用制度、规则来提高公民素质，培育道德行为。
　　这篇文章中暗含了一个关键的命题：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二者对人的行为的要求，体现在不同层面。道德是柔性的，诉诸内心的自律。法律是刚性的，依赖于外在的强制性措施。道德追求高境界，向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法律则把守行为底线，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二者的关系，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以往，我们惯常闻见的，是一种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观念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寄望于人们用道德意识来引导和制约自己的行为。古往今来，东西方的贤人智者，都曾把道德的功效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在统治者层面，至少在理论上，也认可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内圣而外王”。如果真能够如此，当然再好不过，但不幸这点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事实。以当下为例，社会蠹虫们做起廉政报告来义正词严、头头是道，但并不妨碍其贪腐行径登峰造极。倒是建立在对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认知之上的制度设计，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反腐手段。香港政府公务员的清廉备受赞誉，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也曾是腐败丛生。只是在成立了廉政公署、采取了严厉的防止和惩治措施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篇文章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改善人的日常行为中的素质。作者认为，这一类失德行为，尽管和上述徇私枉法不是一个层面，却同样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规则、制度来加以匡正。依赖个人道德来维系公共秩序是靠不住的，尤其当社会的整体道德环境出现问题时，具体个人的内在制约就更为脆弱。这时，通过采取某些强制性的惩戒措施，从利益、名誉上都使违犯禁忌者感受到损失和压力，不失为有效的遏制手段。文章引入了经济学的视角，认为这种惩戒迫使受罚者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付出较高的成本，使之认识到这种做法得不偿失，从而会停止或者收敛。当这种在外力震慑之下的自警、自省持续久了，就有可能会养成“慎独”的习惯。这便是“素质”培育的过程。而一旦这些成为人群普遍的选择时，就将会带来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改观。
　　正如文章所谈及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共道德问题正在变成法律问题，正在通过诉诸制度、规则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开头谈到的通过技术手段减少交通违章，就是一个明证。询之域外，亦不乏其例。新加坡对行为不文明者处罚很重，随地吐痰、在地铁内吸烟，都要罚款一千新元。虽然其“严刑峻法”招致不少微词，但不可否认，其“花园城市”美称的获得与保持，与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有关。这一类措施，建立在洞察人性的弱点和局限的前提之上，虽然似乎缺少了诗意的美丽光环，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却比那些浮泛的劝导、倡议、呼吁等等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