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北京“政府形象”的百年变迁
作者：臧 峰
政府要求自己的形象稳重低调，但同时却竭力将这种态度昭示于人。而这些形象作为“伟大的象征”，拒绝任何规划和改动，加重了整座城市的负荷。
如果说目前中国的极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并致力进行的话，那么，“政府”这一等级金字塔的最高点所占用的物质空间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中究竟以何种面貌呈现，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面貌的自主表达能够折射出政府的自我形象设计。从这一视角出发，北京尤显重要，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国家的行政中心，有政府形象的最高要求；同时两级政府并存，需要更多的物质空间，更多的形象等级，也意味着政府建筑在北京会比在其他城市拥有更多的类型与形象需求；更因为北京建国以来所具有的号召力及其悠久的历史，使得政府建筑的每一举措都影响非凡……这种种特殊都造就了北京城中“政府”建筑形象的复杂性。同时，北京的模范作用又使得全国城市都在不同程度地模仿北京。
不能进的地方变多了
过去的历史经验证明，由于政府在权力等级上的优先使得政府的空间选择近似于纯主观选择，也才使得对政府空间分布的剖析能够直接反映出政府对城市空间所持的立场与想像。
北京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府建筑占据城市空间的面积不同，位置不同。
以二环内计算，明朝时期（1573～1644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26.2%，清朝（1750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22.8%，民国时期（1917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3.13%，解放前夕（1947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2.05%，解放初（1950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3.23%，而到2004年，北京政府占地率为6.62%。仅从数据来看，北京政府的空间变化趋势与历史进程吻合：
明清时期北京也为国家首都，政府占据城中心和城南的大片区域（紫禁城和天坛），以此发散控制，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这些空间都是不可进入的，但因为其控制方式的显形：使用等级、划分区域、栅栏等方式手段，使得政府空间集中且不隐藏，放在那里告诉你，这是权力，空间的中心即为权力的中心。
民国时期因为首都迁至南京和重庆，北京（北平）政府占地率骤降，清时期大量的政府用地因为时局的变迁而被挪作他用或者荒置。这一情形延续到解放前夕，从1917年的3.13%到1947年的2.05%，政府占地越来越少，并且将城中心交让出来。
解放后，北京重又成为首都，政府占地需求增加，但因为北京城区的扩张速度明显大于政府占地的扩张速度，以及多层、高层建筑的出现，使得百分比数据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2004年北京市政府占地面积为3000多万（30183408）平方米，而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期间，政府占地1300多万（13211307）平方米，多了一倍多，这还不算多高层的重复面积，可见增长。
然而如果透过扁平的数据往下看空间位置、面积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政府空间在解放后逐渐分散、隐形。
明清时，皇家的办事机构围绕在皇城周围，对于老百姓而言，仅仅是城中间有一块地不能去，城中其他地方虽也有一些，但却不多、也不大，并且这些空间都在视觉上、管理上明确显示出其性质：表现权力与等级，所以颜色有不同，材料有不同，制式也有不同。
现在城中间倒是花60块钱就能进去了，可不能去的地方却变多了，因为政府的分布更加分散，遍布北京城的角角落落，从最初的那个大黑块变成了现在的满天繁星。并且因为目前显形社会等级的缺失，使得政府用地表面与其他类用地没有差异可言，政府在形象上隐形了。
数据总量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楼房的出现，楼房不需要占用太多的地表面积，只需要很小的地表就可以在竖向上争取面积，所以整体占地面积势必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统计标准的变化，明清时期的数据结果是将政府的仪式用地、人员的居住用地等等都计算在内的，而当下的数据仅仅是在政府建筑用地范围内进行统计计算，没有计入相关住宅面积，更没有计入用来表现政府建筑，使其仪式化、纪念化的广场、道路的面积。也就是说，现代政府在与其他社会等级类型公享空间。
正是第二类原因直接带来了目前北京的城市问题：交通，地产，发展受限等等。政府将部分功能空间甩了出去，这种甩出增加了城市用地的负荷。同时更因为政府的分散布局使得这种负荷的增加是在全城范围内的：在全城范围内不仅增添了有礼节要求道路的数量，加重道路负荷，减低办事效率，还成为调整城市空间，谋求保护性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因为无法轻易改变自己的位置：自己身上的肉，最难割！
空间似乎并未完全被解放！
占据城市主干道
在北京市自1953年以来逐渐科学化、体系化的7次城市规划之中，政府建筑作为一个重要的讨论项目始终出现，讨论的焦点在于位置：从早期为保护古城到日前为解决城市已有问题，政府建筑位置都作为掌控城市发展方向、平衡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方法与手段而被提及，但又因为非常实际的原因而仅仅是被拿到桌面上来讨论，并没有成为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北京城市问题而努力的方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城中的政府在最初确定位置之后就没有位移过。政府的位置依然发生了变化，例如：
民族事务委员会1950年在东华门与西单之间，2004年在长安街西侧；文化部1950年在东四北大街，2004年在东二环东侧；交通部1950年在史家胡同，2004年在长安街东侧；外交部1950年在东四北大街和外交部街交接处，2004年在朝阳门和东二环的十字处……
总结以上变化：自建国以来，政府主要部门的空间位置在向城市主干道两侧转移。从转移的目的地可以解读出位置变化的目的之一：寻找具有宽广可视距离的位置，以彰显形象，用于瞻仰，产生纪念性。
产生纪念性，以建筑而言，可以使用大、高、水平、垂直、漂浮等手段达到；而对于观者而言，观看距离最为重要，用距离降低人的自认，夸大建筑的存在。古今中外多有这样的例子，如紫禁城、天安门广场、金字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华盛顿纪念碑等等。
但在今日拥挤混乱、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以满足每一个政府建筑的被纪念要求，于是北京特有的宽大道路发挥了作用：传统通用的瞻仰距离——广场蜕变成为道路的宽度，人在道路另一侧观看政府建筑，更主要的是在疾驰的车中匆匆观看政府建筑，这也使得建筑的常用评判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在快速中无法细细审视建筑，细部可以被忽略，构件必须更大，形象也需要更加容易被人理解。
从这个角度讲，道路也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合璧产物。
政府建筑保护得真好
与位置相似，政府也有足够的权力、财力选择自己中意的外形。明清时期的政府建筑是藏匿的，寻常百姓无法知道建筑的形象是怎样的，而现在的政府摆在面前，还特意出现在道路两旁，空出观看的距离，所以形象成为一个公开的评判对象，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说三道四。也因此，政府的表现意识不再仅仅是等级高低、炫耀与威严，更多了一些稳重、安全、亲近的考虑。更因此，政府的物质形象成为可以被统计分析的对象。
北京城中有一个奇迹：在今日北京城发生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之时，国家主要政府部门的建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证据如下：
1959年与2006年的人民大会堂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广电大楼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电报大楼一样；1959年与2006年的政协礼堂一样；1959年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与2006年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地震局、兵器工业局一样；1959年的水产部与2006年的国家粮食局一样；1980年与2006年的国家海洋局一样；1993年与2006年的妇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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