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明清档案蒙难纪实
作者：流 泉 王世建 黄 河
明清档案和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藏经洞遗书一起，被称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档案是研究明清时代的原始材料，其价值不言而喻。可是，这批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档案，也同其他三大文物一样，历尽了各种磨难。
焚 灾
国家档案是记录国家史实的文件，属于国家的机密，因此，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随便阅看，以致清内阁大库档案竟有“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一字者”。
明清档案分为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亦叫方略大库）档案、内务府档案、宗人府档案、国史馆档案、清宫中各处档案和清各部院衙门档案等。其中，除大部分为汉文外，还有满文老档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档案。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焚毁了大量的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以前形成的对己不利的老档。另外，由于清历朝统治者的私心，还不断发生篡档、改档等丑闻。
清初，统治者对档案非常重视，但清雍正、嘉庆年间宫中的大火及嘉庆年间的地震，损毁了一部分档案。后来，由于档案设施的限制，统治者不再重视，一些档案遭受雨淋、水淹而霉烂，虫咬鼠噬的情况也日益严重。
档案损失最严重的两次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四处烧杀抢掠，还将“众园之园”的圆明园一把火烧掉，军机处等放在圆明园值房的档案葬身火海。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除皇宫以外的各个衙署，烧杀抢掠，肆意糟踏，八国联军撤退后，清各部院署的档案只剩下了十分之四五。
清内阁大库地处深宫，档案保存状况应比他处为好，但事实却不尽然。内阁大库所存档案除明朝旧档外，还有清入关以来200多年的清档，这些档案，年复一年地增加，使内阁大库渐渐不能容纳。原有库房已实在不够用了，统治者却无心过问，就连库房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各部署衙门也相互推诿，敷衍塞责。
光绪三年（1877），内阁大库开始渗漏，内阁保管员多次催内务府派人员修缮，但一直无人理会。
光绪十二年（1886），内阁大库已严重损坏，眼看就要倾倒。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朝统治者索性将内阁大库中批红本4500余捆，约30万件移出烧毁。原来议定只焚副本之霉烂者，但等移档时，因正副本交相混杂，且正本也多有残缺不全者，故不分正副本，凡霉烂者都被移出来，一把火烧掉了。
以后，清廷又规定，在清理档案时，可以将“实在无用者，悉行焚毁”，使焚档之举趋于合法。
宣统帝溥仪嗣位，醇亲王载沣摄政，他令内阁大臣寻出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案以便参考，内阁大臣往大库中搜寻，因混乱而找不到，便回奏载沣说，内阁大库无用之旧档太多，实在已无保存的必要，应该焚毁以减轻内阁大库的容量。载沣下旨准行。于是，从宣统元年八月初一日开始，每天都从大库内往外挑拣“无用旧档”，到八月底时，一共挑出乾隆至同治朝红本16062捆，露天堆置在内阁大库外，只等一声令下焚成灰烬。
当时，内阁大学士张之洞正兼管学部事务，他见此情况，便上疏请建学部图书馆，保存内阁大库的图书典籍，得到皇上批准。学部参事罗振玉被派往内阁大库接收图书典籍，他在库外堆放的档案中，随手抽出几份阅看，见里面有许多是珍贵的资料，十分惊讶并痛心，连忙建议张之洞上疏奏请停止焚档，请求一并将其归入学部。经过张之洞奔走，这200多万件档案才死里逃生。被运至学部，存在学部大堂的后楼和国子监南学内。
出 宫
1911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国五年（1916），教育部成立了历史博物馆，清华部所藏档案和试卷便归入历史博物馆，移置到端门。馆内派出十几人清理档案，这些人将档案一古脑儿倒在地上，一小部分被挑选了出来，存放在了午门的楼上，其余剩在地上的部分，则被统统装入麻袋内，仍存放端门，共计约8000麻袋。
内阁中当年没有移出的档案还有很多，民国十八年（1929），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来内阁清查。民国二十年（1931），文献馆的工作人员将清内阁大堂遗址改为临时办公处，在那儿从事整理、分类编目工作，费时几年，才将这些宝藏彻底清理出来。
军机处档案原存方略馆内，民国三年（1913），国务院总理孙宝琦向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奏请，将这批档案移存国务院。民国十五年（1926），归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清内务府实际是清朝皇帝的管家，它保存的档案对研究清代皇宫大内的生活起居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是这些档案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原因是清内务府的七司机关中有六司设在宫外，清帝退位，国家改制后，六司机关无人过问，档案受到了人为的糟蹋，到溥仪出宫以后，这些档案几乎已经散失殆尽。待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理点查时，内务府档案只剩下了清内务府总堂和诸上驷院所藏的一小部分。
档案险成“还魂钱”
民国教育部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因民国初期政局动荡，无人过问，资金经常短缺。民国十年（1921），历史博物馆想出了一个自救的办法，他们将藏贮在端门门洞内“几乎没有利用价值”的8000麻袋旧档案悄悄运出去，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过称表明，其重量为7.5万公斤，历史博物馆得银4000元。荒诞至极，却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
第二年2月，客居天津的清朝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因事来到北京，他于偶然之际在市肆中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罗振玉认得这是清内阁大库之物，当下大吃一惊，急忙寻踪觅迹，最后找到同懋增纸店，弄清事实真相。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作废纸卖出了一部分（约计1000麻袋），其余部分则被店老板差人运到了定义和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
罗振玉心急如焚，立刻与纸店交涉，表示愿将这些“废纸”全部收购。纸店老板起初不肯费时耗力去运回那堆废纸，罗振玉表示可以出高价，弥补其损失，纸店见有利可图，才以13万元高价向罗振玉出售（约合0.1元一斤）。罗振玉为筹到这笔巨款，不惜倾家荡产、债台高筑，硬是照价将这些档案全部购了回来，分藏在北京天津两地，组织人力进行整理，并汇编成史料丛刊。
几年以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罗振玉无力支撑此项整理工作，无奈之下，为档案寻找新的买主。客居天津的大收藏家李盛铎闻得此讯，上门接洽。罗振玉便将自己藏在北京的3万公斤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李盛铎，而存在天津的几万公斤档案，后来被罗振玉运到了旅顺，归属伪满洲国所有，1936年，又移交给了奉天图书馆。
李盛铎将档案买到手后，不久也深感个人能力有限，既无法维持生计，更无力整理研究。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表示愿出资收购，双方很快谈妥。民国十八年（1929年）八月，李盛铎将这批档案以1.8万元转让给史语所，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档案出宫以后，陆续从书商处收购了一批残损档案。北平大学闻听罗振玉从纸店购回档案后，强烈要求政府将历史博物馆剩存的档案移交北大。民国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北大校方向教育部递交公函，请求此事，五月二十三日收到许可指令。这批尚未被卖掉的62箱1502麻袋档案由历史博物馆移至北大整理，估计约有50万件左右。
风雨飘零
抗战初期，故宫博物馆文献馆、史语所、北大、清华大学所藏的档案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踏上了南迁的道路。这些档案由于保存得当，基本上没受到损失。但是，1935年、1936年北平财政部盗卖档案等事件却使明清档案受到了严重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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