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世俗化是一种选择
作者：刘长乐 默多克
《东西论剑》是由北京出版社和凤凰卫视共同打造的一本图书。该书以东西方的传媒智者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和美国新闻集团董事会主席默多克在洛杉矶的一次对话为主线展开，梳理了他们各自从事传媒行业数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并对未来世界传媒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预测。
狐狸型的人和狮子型的人
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一位西方作家则这样写道：“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里，就如同蜜蜂生活在蜂巢里。”
大多数人安于现状，而只有少数人敢于打破茧壳。
默多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说，每个社会都是由狐狸型和狮子型这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狐狸型的人大胆、有冒险性，他们把谨慎二字抛在九霄云外，靠闯荡和机灵过日子。他们为了最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迷恋于一个又一个创新计划。狮子型的人则踏实、保守，珍视传统和旧的习惯，喜欢倚重实力，不大依靠机敏。他们有固定收益，他们的经济生活的 特点是谨慎、节俭，满足于稳当的小量投资，不愿进行赌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托把敢闯敢干的人称为狐狸型的人，而把谨慎守旧的人称为狮子型的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狮子是敢闯的那一种类型。我这里不纠缠帕雷托的分类法，总之，我觉得我自己是前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按帕雷托的说法，是狐狸型的人。
帕雷托说，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成功。这要看当时社会上是哪一种需求占上风。在社会需要改组，需要创新，需要重新整合的时期，第一种人就会得势，他们代表了改革。当稳定因素占上风时，就把第二种人推向前台，代表了维护秩序的需求。
我的看法与帕雷托略有不同。我认为，即使在稳定发展时期，也不能缺少第一种人。因为社会是在动态中获得平衡的，不可能死水一潭。如果处于死水状态，民族就会退化。社会需要的是鼓励创新和维护稳定两种因素交相并用，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平衡。我们看美国社会，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这个社会中勇敢创新的人很多。我的勇气一直保持不衰，尽管有的人说我是赌徒，我也不在乎。新闻集团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我的勇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刘长乐：当然，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在凤凰提倡过“疯子”精神，媒体上对此也有报道。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提倡“疯子”精神就可以乱来，我想举出一位文学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打个比方。这个作品描写了中国年轻数学家陈景润以巨大勇气和毅力，全力以赴攀登数学高峰，研究如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学难题。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他只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偷偷地搞，不敢告诉任何人。当时科研设备也很落后，连电脑也没有。他成天茶不思饭不想，就靠一个脑袋一支笔，写了几麻袋演算草纸，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数学家攻关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就靠着陈先生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能解决吗？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个疯子。我提倡的“疯子”精神，跟陈景润的精神比较接近，就是要用“疯子”般的勇气和拼搏精神，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不搞出点东西不罢休。没有这样一种勇敢的精神，没有这样的毅力，是搞不好卫星电视的。
默多克：现在，很多人看到新闻集团的辉煌，但是这条奋斗的道路是艰难的，只有一般的勇气还不够，可以说真是出生入死。我在伦敦买下了《太阳报》、《泰晤士报》和《世界新闻报》之后发现，这些报纸印刷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职工冗员充斥，财政危机非常严重。当时惟一的办法是采用先进的电脑印刷设备，提高效率，裁减工人，降低成本。不然的话，我将会破产。但是我遇到了空前的阻力。这几家报社的印刷工会抵制裁员，在1986年1月动员几千工人上街游行，围堵在新的电脑印刷厂门口，撕毁了当天新印刷出来的报纸，并且要砸烂新印刷厂。愤怒的工人还用碎酒瓶把一个在新工厂里工作的《泰晤士报》记者的喉咙划开了。在这样激烈的动荡面前，我没有退缩，顶住了压力，坚持使用新的电脑印刷设备，裁减冗员。结果，使成本大幅下降，仅裁减冗员一项，每年就能节省1亿英镑。英国全国的报业都注视着这场斗争。因为当时很多报社畏惧同样的阻力，没有几家敢于采用新的电脑印刷设备。英国报纸就此报道说我是英国报业技术改革先锋，说我以大无畏的精神，给英国报业改革开了先河。还有的报纸说我把报业从沉重的人员负担中解放出来，在这次行动中显出强者的风范。在我的新闻生涯中，类似的压力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都遇到过。所以我对我的竞争者说，你如果想同我竞争，最好先问问自己是否经历过真正的战斗。这并不是恐吓，而是我的夫子自道。
刘长乐：我认为凤凰卫视和新闻集团一样，有一种走出去的雄心和勇气。我们曾经是一个被形容为“县级台规模”的电视台，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华语媒体。我们不会把目光仅仅局限于两岸三地，从创立凤凰台开始，我们就立志要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虽然没有遇到默多克先生那样尖锐的罢工风波，但是我们的困难和风险也并不少。有些问题相当严重，折磨得你如坐针毡，吃不下，睡不着。尤其是当我们在2002年创办资讯频道的时候，造成一段时期资金亏损，电视空转。资讯台当时没有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收视率上不去。整整两年，我们仿佛面壁而谈，这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内部有人要求这个频道停办，他们也有道理。本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营得很好，广告日益增加，搞好中文台不就行了吗？当然，我们挺过来了，靠的是勇气和拼劲儿。
节目没人看，再好的想法也没用
人们习惯于把非同寻常的事物称为“另类”。另类是激进的、尖锐的、奇特和令人不安的，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充满活力、不受任何约束和出人意料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属下的电视台和刘长乐的凤凰卫视可以说是电视传媒业的“另类”。
它们闯入了无人涉足的领域，开辟了一块块荒地，这是许多传统电视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不仅如此，当人们认为电视业务已经成熟、定型的时候，它们颠覆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打破了电视制作中的清规戒律，带来了电视景观的改变。
改变首先表现在电视语言的形态上，它比以前更生动、更活泼、更丰富多彩。正如文言文被白话文代替一样，新鲜的、生动的词汇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们的日常交流中，而那些陈腐的、故作高雅的词汇正在失去它们的生命力。
默多克：我觉得人们特别愿意接受新观点。当我去一个酒吧的时候，就看到人们在那里看电视。我常常细心观察人们喜欢看哪些节目，以及对各种节目的议论，并以此作为开发节目的依据。我虽然掌管着巨大的传媒集团，但我对于普通人的需求，一直保持着敏感。我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注意普通人想看什么，注意市场需求什么。办报纸、办电视，都把这个东西放在首位，至今也不后悔。我不大相信一些新闻学院里教的东西，也不太喜欢一些知识分子对电视节目发表的空洞议论。假如你的报纸卖不动，你的电视节目没人看，再好的想法也没有用。我接管《太阳报》的时候发动的版面改革，遭到很多人痛骂，但我坚持下来。实践证明我的想法是成功的。英国报纸说我在新闻界制造了冲击波，这倒是真的。后来我在美国，照样制造冲击波。打破媒体原有的清规戒律，紧贴着读者和观众的需求，满足他们，同样获得成功。
刘长乐：我很理解和欣赏默多克先生的魄力和激情。中国的媒体环境和西方的媒体环境差别很大，所以我们只能借鉴默多克先生的一些做法，而不能照搬过来在中国使用。凤凰所做的就是为观众提供另外一种选择，我们叫“另类选择”。我们的另类，不是旁门左道，不是异端邪说。我们的另类首先是一种多元化的选择。我们力求呈现多种色彩、多种声音、多种形象。我曾经说过，凤凰是百鸟之王，本身是个五彩缤纷的鸟，因此我们的节目也要色彩斑斓，给中国观众提供多一些选择。我想，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中国观众对凤凰的喜爱，就是最好的证明。内地搞电视的很多朋友告诉我，凤凰对内地的电视也造成了冲击波。中央电视台的一位领导写给我一句话：“凤凰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引导者。”当然，中央电视台有很多人才，而且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他这样说，对我们是一种鼓励。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凤凰的“另类”探索得到了正面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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