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
作者：肖 锋 张 洋 陈 漠 何树青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成功”观念左右着每个人。最终，叫累的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世界杯突然变成欧洲人的节日。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该国《劳动法》甚至规定，周日是法定假日，商店不得开门。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并受到重罚。欧洲人的休息时间占全年时间的至少40%，这是法式“浪漫情怀”及意甲、德甲狂欢的基础。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当医疗、教育、房价变成“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否则你怎么进步？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万元户”，到90年代的“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再到新世纪的“中产梦”，画饼越做越大。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50年未变。
“新富”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他们是高官、公司高管、大学教授、时尚传媒人。“中产阶级”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荧屏上、媒体上、广告上为他们极力描绘的是：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还有情调。全球跨国公司更是用“中产阶级”的菜牌大开消费主义的盛宴。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做着中产梦。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
然而请看另一面。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平均年假仅10.9天，低于全球老板的15.4日及欧盟的21.7日。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再优厚的收入与高昂的医疗费、攀升的房价相比，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京沪穗鹏四城调查感觉“压力大”排位为：上海67%，深圳64%，广州46%，北京45%。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加班没有加班费悄然变成职场潜规则。老板用一句“你的辛苦我知道，想要加薪办不到”予以回绝。一位海归叹道：“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
社会学家分析，中国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楼价升、薪金升、工业原材料价格升，但由于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所幸香港遇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制造业成本内移，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香港公共政策解决了医疗、教育等令人担忧的基本问题，使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薪金不升，医疗、教育、房价成为“新三座大山”。
人无压力轻飘飘，我有压力向谁说
中国的GDP达到了空前的18.2万亿，微超英国，“赶英”终于实现。可没人计算过中国的焦虑总量几何，恐怕早就“赶英超美”了。有了压力就要说出来，但做到这点似乎很难。
解压的前提是承认压力。你承认有“幸福的童年”这回事吗，好，请老师和家长放了孩子们。你承认有“幸福的晚年”吗，好，请干脆别生下一代。你承认要“住得像个人样”吗，好，请搬出大城市。傻瓜都知道，以上大多不可能放弃。
面向21世纪，中产阶层下一代正苦读英语。少儿精英英语班，一开开到十一点半，比夜班编辑还苦。
压缩饼干时代盛产三明治阶层。之一就是看似春风得意的我世代，他们被父母的期待、爷奶的溺爱和即将面对的国际竞争夹在中间，他们早恋，他们上网，他们飙车，但不能延缓即将到来的压力。之二是三四十岁的职业阶层，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为过去几十年的社保还账。他们最大的压力来自身份焦虑，这帮从愤青跃升到准中产的阶层时时感受到地位不保。他们是中国14万亿民间存款的主力军，不过大多属预防性储蓄，动不得，因为稍不留神，即会沦为房奴、车奴然后是卡奴、病奴、学奴。
承认有压力是困难的，解决压力更困难。“我有压力向谁说”都成了问题。
“核心家庭”的集体困境
由一对夫妻加一个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首先把它称做“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而失去了传统大家庭的支撑后，收入没有显著增长，支出却大幅增加。“核心家庭”正面临着集体的困境。
尽管，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时，他们开始被迫重新考虑要不要孩子，甚至打算卖掉还在还贷的房子，搬去和父母同住。
有专家根据我国的经济水平得出中等收入家庭年均收入应在12万到48万元之间的结论。家庭平均月收入万元变成一个重要的门槛。房贷在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后，变得迫在眉睫；生产下一代，随之产生的便是奶粉钱、托婴费以及很快对学费的大量需求；车贷带来的不是移动的快捷，而是燃油费、停车费和大把的罚单；为避免任何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而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保险单，导致每年额外再支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保费；再加上科技发展及都市化，电脑、手机、儿童房、宽带上网、液晶电视、美容保健……这些20年前不曾存在的概念，却成为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此刻，“多少钱都能过”当然是最大的谎话。
相对于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市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等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正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中。一方面，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新生代寄生趋势的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被拉长，负担更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赡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却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夹杀的三明治一代”。
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一去不返的时代，亲族崩解，手足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等阶层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物业挤压开销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
在一场背负了太多责任的竞赛中，失去游戏规则的“三明治一代”将是落败的一方。
为什么压力最大的在亚洲
日本人非常不快乐，27%的人承认不快乐，5%的人说自己根本活得很惨。而中国大陆的城市人则在焦虑房子、教育、医疗……
如今的亚洲，似乎变成了“压洲”。每个亚洲人都向往香榭丽舍大街的露天咖啡座、托斯卡纳的艳丽阳光，每个亚洲人都期望生活可以慢下来，但亚洲慢不下来，亚洲还嫌自己的速度不够快。
西方资本向亚洲转移，同时也转移了压力。亚洲要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亚洲要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亚洲要让欧洲和北美有兴趣跟你玩，亚洲要迅速崛起，亚洲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亚洲要让未来的某一个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还要让这个时刻尽快到来。而这一切，都要让亚洲以最低下的劳动成本来换取向顶级生活的爬升。当这一堆迫切要求被分解到亚洲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亚洲的每一个部分还要时刻提防其他部分对它们的威胁，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自己的碗，伸长脖子看着别人的锅。所以，先有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然后有亚洲四小龙的压力；先有中国大陆的广大市场，然后有印度软件的飞速发展。总归都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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