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蓝调卞之琳
作者：柳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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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特别是在1957年以前，北大校园里形形色色的社团，真可谓繁花似锦，即使不说是北大校史上的一大胜景，至少在我心里是一段五彩缤纷的回忆。每到每周社团活动的前一天，校园里贴满了各个社团活动的海报，琳琅满目，令人接应不暇……
1954年的一天下午，我们诗社的几个学生要拜会诗人卞之琳。我并不是诗社的固定成员，因为自己不会写诗，不敢高攀，只是偶尔见有意思的报告会与活动，就去参加参加。
卞之琳这个名字，当时于大一学生的我，真是“如雷贯耳”。其实，我并没有读过他多少东西，但从高中时起就熟知他诗中那脍炙人口的名句：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那天，我们进入一个幽静的院落，正面是一幢古朴而精雅的房舍，屋里寂静无声。我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新生，就像进入了一个高雅肃静的圣殿，只不过，当时我有点纳闷，听说这所房子是西语系教授钱学煦的寓所，为什么我们到这里参拜卞之琳？一直到后来好些年以后，我才知道，卞之琳早年长期单身，自己没有置家，老在朋友家寄居，在上海时，在李健吾家，在北京时，则在钱学煦家，他倒是朋友缘特好的，看来，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人。
我们在雅致的客厅里等了十来分钟，从里屋出来一个中等个子，身躯偏瘦的中年人。也许是厅里不够明亮，他又穿着一身深灰的干部服，毫不起眼，几乎是一下就融入了我们这一群学生灰蓝灰蓝的一片晦暗色调之中，而且是没有什么声响，因为他一脸沉闷，既没有每人一个不落地握手，也没有对这个集体的欢迎词，没有采访之前为了热身而进行的寒暄。
访谈一开始就冷场，“无独有偶”，“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次不落俗套的访谈正是主客双方合作的结果：主人如上述，来客也不含糊，来访的学生，个个怯场，不敢提问题，于是就冷场了。诗人固守着他的沉闷。面对着冷场，他似乎乐于加以呵护，他静静地抽着烟，心安理得地一言不发，这种架势与氛围，再加上客厅里的幽静与光线的暗淡，似乎有助于使这静场凝固化了。这倒便于这些学生去好好地观看诗人，而不是去倾听诗人，他们本来就是来这里一睹风采、开开眼界的。
且看诗人，一身布衣，很不挺整。他有一张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脸孔，高阔的前额，轮廓线条近乎优雅。戴着一副眼镜，后面是一双大眼，他很少眼睛转来转去，甚至很少正眼注视别人，似乎总是陷于自己的内心状态，而不关注外界的动静。当他正眼看人时，眼光是专注而冷澈的，很有洞察力，甚至颇有穿透力，只是没有什么亲和力，因为他很少笑意迎人。他嘴角微微有点歪斜，但不难看，这倒是给他的面部平添了些许灵智的生气……
他在静静地吸烟，他丝毫也不在意这次采访的效果，而学生也屏住气，不慌不忙，在静静地观察这个对象。着急的是采访的带队者，他急于把冷场变成圆场，他黏黏乎乎提了几个问题，诗人无精打采地作答，仍然不断抽烟，一脸的沉闷，即使是谈到自己，也毫无通常人所难免的自恋与沾沾自得，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次访谈没有什么兴致。和这些毛孩子谈诗有什么可谈的呢？
那天，他当然也讲了一些话，但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一直专注于看，而不是听，并形成了相当一个概略的印象，在我看来，他那张聪明而富有灵气的脸，本身就显示出优雅文士的气质，而不从俗、不媚俗、固守自我心境的冷漠与踞傲，更具有一种精神贵族的风致。
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卞之琳蓝调。
２
从诗社那次采访后，我一直到毕了业参加了工作之后，才见到卞之琳。先是和他在同一个单位文学研究所，1964年后，则是在同一个研究室即外国文学所西方文学研究室，那次采访活动中他那张使我感到奇特的面孔，在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就经常“低头不见，抬头见”，自然习以为常了。
不过，他也因对象而异，对与他同辈的名人朋友，他当然不能那么爱理不理，态度总要亲近些随和些。不过，说实话，我从来就很少见他与同辈的学者朋友如李健吾、钱钟书、杨季康、罗念生、罗大冈、潘家洵在一起倾心交谈，有时我甚至不相信他曾经是李健吾的老友，曾经借住在李家！只不过，在组室的会上，每当他提到这些同辈时，都经常亲近地直呼其名，如“健吾”、“大冈”、“季康”等，毕竟保持着一种君子风度，虽然“君子之交淡若水”，而且是比温水还低两三度的水。而对自己的上级领导，即使是他多年的朋友，他也并不亲切地直称其名，而是称呼得较为正式一些，如“乔木同志”、“其芳同志”、“冯至同志”等等，显得郑重其事。
在平时人们的交往接触中，倒也常能见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自然、专注、主动的，那肯定是他面对本单位的那部分老革命、老干部、“老延安”、“老根据地”人士的时候。在当时的“翰林院”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本上是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早就已经投身革命的文艺家或从延安鲁艺来的“老资格文艺战士”、“文艺战线的老革命”。另一部分则是被客气地称为“老专家”，但一遇上运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的人士。卞之琳的归属则较为“复杂”、“难划”，从经历来说，他曾是“新月派”的一员，而这个文学流派在建国后的现代文学史上，长时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但偏偏他又曾经游学过“革命圣地”延安，还去过抗日根据地“体验生活”，发表过歌颂以王震为首的抗日部队“七七二团”的报告文学作品。只不过，他在延安“游学”的时间太短，在抗日根据地呆了不久后，又跑回“国统区”当文化人、教授，这就给他的“红色革命经历”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如果他没有那一本歌颂“王胡子”军功的“不朽之作”，那返回国统区之举简直就有可能被视为“从革命队伍里开小差”的危险。当然他建国初期的入党，则又承续并具化了他自己久远的革命传统，要是在别的单位，他恐怕就可以算一个“老革命权威”了，但在当时“翰林院”文学研究所，“延安老革命”成堆的环境下，他的革命资格就显得“嫩了点”，他不仅不被人视为“老革命”、“老干部”，而且总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划进“老专家”、“老先生”那一堆，而一到政治气温飙升的时候，很自然就转化成了“资产阶级专家”。在研究所里，虽然他身为一个“重镇”的“首脑”，掌管整个“西方文学”这一大片领地，但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全所的领导核心，那才是“老延安”、“老干部”聚集的“司令部”。
卞之琳在这些“老战士”面前，必须收起面对诗社小青年的那种无精打采、爱理不理、冷漠烦拒的贵族派头，而代之以主动积极、热情竭诚、亲切平易，甚至是套点近乎的交往方式，必须收起自己所偏爱的那细密入微，迂回绕行，“曲径通幽”的语言，而操起大家所通用所习惯的公共语言，也就是社会化、政治化色彩较浓的语言，于是，像我们这样总是在一旁观看而无权参与的小辈，特别是对细节感兴趣的观察者，就有幸常见到卞之琳身上有与其本态的蓝调而有所不同的色调。
3
不仅在“翰林院”，而且在整个学林，卞之琳都要算得上是一位真正有绅士派头的人。他的衣着从来都很讲究，诗社的那一次，他穿得很随便，似乎是惟一的一次。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干校劳动期间就不在话下了。我倒从没有见他穿过西服，而总是穿一身中山服，但除了衣料总比一般人的为好外，主要是裁剪缝制得特别精致贴身，与老干部、老革命那种经常宽松肥大的制服大不一样，再加上他经常披着款式同样精良的风衣或高质量的烤花呢大衣，一看就是一个洋派十足的名士。不俗与精致可说是他最显著、最概约的特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对事他如果要议论作评的话，也经常是视角新颖，出语不凡的。如像讲起李健吾的待人待事的特点时，他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他像个走江湖的”，语言奇特，不过倒是揭示了李重朋友、讲义气的精神。又如，有一次论及为文之道、文笔与内容的关系时，他结合一位青年研究者为例，这样说：“他善于表达，可惜没有什么可表达的。”惯于从俯视的角度看人看事，加以刻意追求表述的独特，于是往往就不免带有冷峭意味，而少了点亲切与温厚。在我看来，这不能不说是他那不可更改、无可救药的雅士意识的本能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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