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让天际奏响《东方红》
作者：孙家栋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在天空唱响了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无数中国人在一起见证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孙家栋，“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等中国自制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中国第一颗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总体设计师，主持和参与主持了通讯广播卫星、静止气象卫星以及地球资源卫星三大航天工程。
2003年，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来小餐厅，说谁想参加解放军空军，马上报名
1948年，经过哈工大严格的招生考试，孙家栋虽然成绩过关，但在锦州尚未拿到中学毕业证书，不得不在三哥孙家楠的毕业证书上贴上自己的照片“蒙混过关”，被编入预科班学习俄语。
1950年的元宵节，为了改善生活，我们预科班在食堂会餐。在那个年代，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每人一碗的红烧肉。当然，也有一些人自动放弃这顿红烧肉回家的。不过我终于没有克服那碗红烧肉的吸引，想先吃完再回家跟姐姐团圆。结果红烧肉刚刚上桌，校领导就跑到小餐厅，宣布了一条消息，说留下会餐的同学中有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马上报名，然后去赶晚上8时30分开往北京的火车。这是从天而降的好消息，我立刻就决定报名参军。来不及跟家里人打招呼，也来不及吃红烧肉，我们就上了火车。
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我们去苏联学航空的时候，那里确实是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学校的课程也比较新颖。学校的课程对我们完全公开。他们学生学什么，好比说他们的武器、飞机有什么最先进的东西，也同样给我们来讲。但是我们跟他自己的学生不混班。学校有4个专业，一个是飞机发动机，一个是武器，一个是电子设备，一个是通讯设备，那是为东欧学生设的。我们亚洲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单独成立一个五系。五系里再设相同的4个专业。所以就等于变成了分校，外国学生的一个分校。
在学期间，假设你拿到全五分，毕业的时候，学校专门给你举行仪式，在苏联红军俱乐部开一个晚会，这个晚会的开始就是发奖。由苏联国防部长亲自发毕业证书。还有个纪念章，有点像咱们现在一毛钱硬币似的，大小也差不多。但是纯金的，正面是斯大林的头像。这是苏联统一的规定，高教系统全五分毕业的学生都有这样一枚斯大林纪念章。
当时我们白天晚上钻在资料堆里，为了抢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孙家栋学成归国不久，1958年4月，一纸调令将他调到北京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导弹研制工作。这是一个对外严格保密的单位，对外的称呼是0038部队，入伍的人不能对父母妻儿透露任何有关单位性质和驻地的情况。
就在仿制苏联P—2导弹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1960年下半年，苏联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
我们刚刚毕业回国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就跟刘亚楼司令说，要把回来的23人全部调走。据说刘司令跟聂帅讨价还价，说至少给他留下三分之一，也就是8名，聂帅答应了。我不在留下的8名之列，被聂帅调去搞导弹了。
我们搞导弹，如果家属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一般来讲都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打电话的习惯，像我们年轻人基本不可能接触到电话。见到过去的同学朋友，肯定都要问问你，你哪儿去了？就给他们瞎编，说我哪儿哪儿去了。有时候第一次编完了以后，第二次再见面，自己也忘了，又编一个。人家感觉你这人很奇怪。那也没办法，这种事情有很多。有的同志在写信中不加小心，说出去了，就受处分了。有的同志出去谈女朋友，一谈起在做什么，吞吞吐吐地把女方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吹了。
我们一开始就在部队里养成了非常谨慎的习惯。20世纪50年代，在空军部队里保密是很严的。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也算是学的保密专业，要求也很严。回来以后，刚一参加工作的时候，每人都有个保密包，单位专门做的一个大口袋，帆布，绿色的。再给你发个保密本，你领的时候都要签字。保密包顶上的封口有两个绳搁在表面上，有块橡皮泥把两个绳按上。按上以后盖个戳，完了交到保密室。保密员看你这个有戳，给你收起来。晚上下班只要你离开这个楼，你这个包所有的文件都要装到这里边交到保密室。保密室是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因为我有时候晚上要加班设计啊。第二天你要上班的时候，你要办个手续，签字，才能领出来。你领包也得看一下，我昨天盖的那个戳子有没有人动过，证明没人动了，你再领出来。就是这样一整套保密手续。
我们先是仿制苏式导弹。仿制就得先弄清俄语技术资料，那些资料堆积如山，而且很复杂很冷僻。我们白天晚上地钻在这些技术资料堆里，当时有个将军评价说：“工人的贡献是流汗，战士的贡献是流血，专家的贡献是流脑浆。”但当时为了抢时间，鲜血啊脑浆啊流什么也顾不上了。
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应该说有很多的感受和情感都渗透在其中了。回来以后，又碰上了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的这个过程。这么大的工作，你给搞到半截，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了，叫人特别不可理解，对我们的工作那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辛辛苦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我是干什么呢？所以他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那真是一鼓作气，自己把它干起来。
作为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他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1957年11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美国也发射了人造卫星。在苏美卫星先后上天之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大手一挥，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美国那般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1967年夏天，经钱学森亲自点将，聂帅亲自批准，孙家栋到新组建的五院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由于中国的人造卫星计划前领导人赵九章、钱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接手人造卫星计划的孙家栋第一项任务就是挑选人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他的见识和才干，挑选出了后来著名的“航天十八勇士”。
那个时候，形成一支队伍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因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要考虑到政治上两派不同的意见。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但是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了。首先它的技术要依靠科学院同志，但是搞这么一个新的单位、特殊研究单位，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不是科学院水平不行，他没搞过，没这个经验，需要搞导弹的人。我就在南苑里，办什么事情拿什么人。也很凑巧，18个人，那时群众闹革命，分派别，这18个人正好是两派，一边9名。最后南苑的同志也很满意，感觉到还能一碗水端平，没偏向哪一部分同志。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还要从工作来考虑，但是我感觉科学院同志确实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南苑来的人总归还是少数，这个工作还要依靠科学院的同志。大家到最后团结到一块儿，用两年多的时间把这件事情搞起来，当时确实不容易。
张爱萍将军经常说，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你们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你们在这儿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说的确实是真心话。我到五院时也是接近40岁的人了，拿现在的干部来比就不是年轻人了，在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的。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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