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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繁荣的新定义
作者：马 克
农民比白领幸福？
前不久，在CCTV《纪实》看了这样一档节目，记者在城市街头、乡村田野随机采访，拿着话筒见人就问：“你幸福吗？”那些城里人比较迷茫，有的说：“对不起，我没时间。”有的说：“我不清楚，你去问别人吧。”有的可能听错了，回答说：“我姓陆，大陆的陆。”……而在西北一个乡村，当记者问到一个放养的老汉，老汉开始听成了“你辛苦吗？”，所以爽快地回答说：“不辛苦，习惯了。”村里一个年轻人提醒他：“人家记者是问你日子过得好不好，生活幸福不幸福。”老汉憨厚地笑了，坚定地回答说：“哦。幸福着呢！”记者又问：“在您心目中，什么是幸福？”老汉似乎听不大明白，搓搓手，说：“哎呀，我的羊跑啦……”然后就去追他的羊群，节目就以老汉佝偻的背影作为结尾。
这个节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农民似乎比白领幸福。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生活质量中心的一项“澳大利亚幸福感指数”调查也显示：“最不快乐的人”是生活在大都市悉尼的“城里人”，而“最快乐的人”是生活在昆士兰州的怀德湾的居民，虽然他们在就业率、收入水平等方面落后于大都市，可在对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安全感、前景的满意度方面却名列前茅。这项调查涉及澳大利亚不同地区2.3万人口，调查采用主观指标考察衡量澳大利亚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包括人们对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际关系、成就感、安全感、社区归属感和对前景的满意度。调查报告撰写者、迪金大学心理学教授鲍勃·卡明斯说：“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间有更多交流，他们感情融洽，相互关照。邻居们知道各家孩子的名字，必要时还能代为照料。”
生活变好，感觉变糟？
城市居民不一定比乡村居民幸福，富国居民也不一定比穷国居民幸福。
研究“幸福经济”的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黄有光教授在《经济与快乐》一书中有这样一组数字：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4倍，以购买力折算也有16.4倍，但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快乐水平却一样；美国的人均实际即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收入从40年代至今增加远超一倍半，但快乐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自认为很快乐的人的百分比在30%左右波动，没有上升的趋势；平均快乐水平在72%左右波动。日本这几十年来人均实际收入增加得更多，但其平均快乐水平则在59%左右波动，也没有上升的趋势。
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增加了那么多的财富，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却没有增加，甚至在降低，这究竟是为什么？国际环保问题专家何塞·卢岑贝格在《已遭破坏的国家和正在遭受破坏的国家》指出：“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几个因素，诸如爱情、友谊、和谐、健康、绚丽壮观的风景、洁净的河水以及其它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被纳入国民经济的统计之中，因为它们的存在没有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在经济学家眼中不具有任何意义，尽管它们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新共和》资深编辑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在《进步的悖论：生活变好，感觉变糟》指出：1950年，美国人必须工作半小时才能买得起一个汉堡包，而现在3分钟的工资就能买一个汉堡包；1956年，美国人每购买100平方英尺的房屋面积一般须工作16个星期，而现在只需工作14个星期。但现在抑郁症的发病率比50年前增加了9倍，而且伊斯特布鲁克还发现了现代人还患有“崩溃焦虑症”（即担心好日子必将结束）和“广告诱导焦虑症”（即担心一个人无法承受社会的全部好东西）。那么，为什么人们的生活变好了，感觉却变糟了？伊斯特布鲁克写到：“人们生活中所真正需要的大多数的东西，诸如爱、友谊、尊重、家庭、名誉和快乐，都是无法定价的，也不可能在市场上出售。”
追求“国民幸福总值”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有一个国家叫不丹，年人均GDP仅为500美元，被列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却被世人誉为“离世界最远，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西水美惠子评价说：“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是‘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正是在经济落后的不丹，早在1998年就提出一个超前概念——“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们的“GNH”主要内容包括：平等的社会发展、保护传统文化、保护环境、高度负责的政府。在生活环境方面，不丹的森林覆盖率达72%，26.23%的国土都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地相处，仿佛生活在梦想中的天堂。
黄有光教授在《经济与快乐》指出：“金钱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因此，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明基电通(BenQ)提出了“快乐科技”，新东方提出了“快乐英语”，中关村一带的电子市场提出了“快乐消费”……这些口号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我们对快乐的渴求。与此同时，在我国一些城市的发展规划中，在今年“两会”的代表议案、提案中，在也正在淡化增长指标，强调控制指标，政府从过去只会“做加法”，转向开始学习“做减法”——
曾经以“深圳速度”闻名全国的深圳市，在调整“十五”规划现代化指标体系时，把原来提出的到2005年建成现代化城市、2010年建成国际化城市分别推后5年和10年，调整为2010年和2020年。在38项指标体系中，调整和增加了“每平方公里土地经济产出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人口密度”、“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生活污水”、“垃圾无害化处理”等9项衡量指标，从“深圳速度”转向“深圳效益”。上海市也提出这样的硬性指标：社会安全指数达到100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8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超过85%……
在今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首次把五年规划发展目标分为两大类，即“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是预计和期望达到的目标，主要通过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来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主要通过依法加强管理和提供服务来实现。在“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22个国家目标指标，“预期性指标”14个，占63.6%，“约束性指标”8个，占36.4%，其中节能目标首次作为国家目标，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资源环境系数保持在1.45以上等目标，这些目标都意味着“国民幸福总值”。
（摘自《黄金时代》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