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批判“母爱教育”与红卫兵的野蛮行为
作者：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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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下旬，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校的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在校内开展批判活动。6月、7月，首都一些学校的学生纷纷效仿。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消息传出，首都中等学校、高等学校普遍建立起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
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顿时冲击着整个中国。
1966年5月在北京开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是人的兽性大暴露。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
1995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1996年《残缺的窗栏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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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1949年中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做简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
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的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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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一文中，作者认为：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园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他说：
“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
“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尽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影响作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
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
《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这次围绕“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再次强调：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
“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
“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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