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我与胡适先生
作者：周汝昌
忠厚之者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26年之久（1921—1947），然而胡先生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字里行间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钞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借给我，或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
甲戌本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国际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尚未为世人所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借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也许有人会说：胡先生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于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钞。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作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大意）。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戚序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所显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我的生于“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5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寅、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也撤消了（仍主卒于壬年）。当时我年少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不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个大“×”，加了一句批语，后托孙楷第先生捎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作于1947年，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期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说“胡适，可以不提，亦不必用尊崇的口吻”，“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亦即‘立场’之谓也”。
其实，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最后连人都被“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红楼梦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据传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徒弟”。
胡先生在雪芹生卒年问题上与拙见虽有小异，但作为学者前辈，还更有从善如流的一面，令人感动。例如他接受《红梦楼新证》的内涵至少可举三点：一、他改变了曹乃曹寅次子的旧说，承认是其过继子。二、不再主张脂砚斋是雪芹本人的化名，而承认“可能是雪芹的太太或朋友”。三、承认了曹家的曾遭巨变不是“坐吃山空”的结果。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鸡虫得失、气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
我得以拜访胡先生，从记忆中，从一向的想法中，是赵万里（字斐云）先生的盛意介绍，他问我：愿不愿意见见适之先生？我答：当然愿意，但一来尚无机缘，二来不便冒昧。如承商洽安排，则深感美意。
详情细节是回忆不起了，总之是蒙赵先生告知：胡先生答应，愿一晤谈，即订于某日某时，请你进城去访问。赵先生所示地址是：北平东城东厂胡同一号胡宅。
可是这个应当记得的日期却失忆了。从下一封信中所云“前造谒”来推，应是六月末的一天。
那时从西郊海淀燕大要进一趟城（真实的古北京城十分完好），可是件“大事”：没有交通便利，燕大校车一日早晚两次往返，是最好的条件了！但也很费安排——一个赶不好就麻烦了。进趟城，是一整天的忙活事。尤其在我是城里并无亲友，一个站脚喘息之地也无，而地理既不熟悉，行动需雇洋车、人力车。
今日想来，赵先生之所以敢兴此念，也许是胡先生接了我那借书的“不情之请”的麻烦信函，又已见了刊出的拙文“生卒年”争论，这都不好回信，既大费笔墨，又不好措词——此时已知我不过是个在校学生，并非什么学者教授，所以回信“深了不是，浅了不是”。但他并未责怪，仍是一片好意相待。
话要简捷，那天我总算摸路认门，来到东厂胡同一号大门。
什么叫“东厂”？这是明代的遗迹：魏忠贤擅权乱政的“特务机构”所在，是一处可怖的杀人地狱，如今则是一位大学者的住宅，令我感叹。看大门，是木栅栏，简陋古旧——可能那正表明本非居民的住处吧？往北行，来到了客厅。一切朴素平实，绝无“富贵气象”。正面靠墙是一个可坐两三个人的长沙发，前设一矮茶几。胡先生迎出来和我握手，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呢，却走到我的左方墙边的一个较高的桌后坐下。估量那是他的工作书桌。因为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小小书架，放着不太多的书——如果这是专只待客的客厅，就不会这么布置。往右看，一位中年先生站在那儿听我们交谈——后来方晓是秘书邓广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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