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通过思考追求道德生活
作者：崔卫平
“劳模”艾克曼
在逃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克曼最终在阿根廷被以色列当局捕获。审判于1961年4月11日开始，持续了将近四个月。
“专家”是艾克曼的保留称呼。从1937年起，除了其他各种头衔，艾克曼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问题“专家”。原因是他在许多年内，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这一点无论如何令人称奇，这个双手沾满了犹太人鲜血的“杀人魔王”，他本人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反犹主义者”，尽管他1932年就加入党卫军。在法庭上他诉说不是自己决定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而是“被吸收”进去的。他甚至连《我的奋斗》都没有读过。作为一名失业人员，他需要建立与别人的关系，需要开辟新天地。
他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严谨、勤奋、努力帮助他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特点是精明强干，从不失手，为了完成一个目标，他会以最大意志、尽最大努力排除一切困难。对强权的统治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合手的工具。从1938年到1941年，他负责驱逐在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到1945年，他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以及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死亡集中营。他后来真正的“专长”是“铁路运送”。1944年3月在德国已经溃败的情况下，艾克曼到了布达佩斯，组织向奥斯威辛的运送。1944年3月15日起，他和他的部下经常每天把一万人送到指定地点。此后四个月中，他组织运送了七十多万犹太人。乃至到了战争快结束的时期，火车车皮不够用了，艾克曼便让被捕者自己步行走向死亡营。此时匈牙利的犹太人组织已经多次和纳粹当局秘密交易，讨价还价，用金钱和财产换取犹太人的性命，但是艾克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交易。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就是说，他的“良心”要求他每天将成千上万的人类成员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他位居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实际上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办公室进行，他直接打交道的是各种文件、电报、电话以及红色铅笔，他每天埋头于时刻表、报表、车皮和人头的统计数字。他听不见遇害者惨烈的叫喊。而比如发明“毒气浴室”这种东西，也是为了让任何人听不见。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在纳粹德国统治下，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单元，在这个流水线上“工作”的人们只是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所要完成的像是一个庞大的技术工程。难怪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只，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当然，这是一只“劳模”齿轮。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他本人的解释与人们在法庭上得到的印象是符合的。当流亡的犹太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汉娜·阿伦特，看到坐在一只防弹用的玻璃亭里的艾克曼本人时，不由得大为失望——这并不是一个“杀人魔王”，并不像传说中的因其十分邪恶的天性，以杀人为乐的那种人。相反，他表现得唯唯诺诺，毕恭毕敬，“一点也不粗野”。当原告的证人所有的证词叙述完了之后，审判长给了艾克曼三个选择：沉默、不作宣誓的供词、宣誓后的供词。艾克曼出人意料地选择了第三种。他认为自己能够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像一位绅士那样。总之，尽管他做了可怕的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他礼貌周全、谈吐清晰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这一点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迫使人们改变原先的思考方向。在1950年出版的《极权主义起源》这本书中，阿伦特将纳粹德国的罪行称之为“极端的恶”；直至看见艾克曼的“真身”，她转而用“平庸的恶”来称呼这种现象。他之所以作恶，并非因为他有以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或者他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出人头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一切照章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为“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只不出声的驯服工具。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真正可怕。
但是法庭调查的结果是：艾克曼除了执行命令，他还下达命令。“行政犯罪”也是阿伦特在这次调查审判中首次提出的。1961年12月15日，艾克曼以“灭绝人类罪”被判以绞刑。1962年5月31日，艾克曼伏法。
服从的机制
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他竟然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令许多犹太人感情上难以接受。人们拒绝和这样的恶棍分享人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客观事实是另外一回事。1950年至1963年，美国心理学教授斯坦莱·米格兰姆从事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后来被称之为“艾克曼实验”。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为了进行“有关学习和记忆的研究”，了解“惩罚对于学习所起到的效果”，被指定的“学生”和“老师”来到实验室。“学生”被要求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被绑在椅子上，并且给手腕连上电极。他必须学习由两个单词组成的一组单词表，如果弄错了，“老师”就要对他施以电击，电击的强度是逐步升级的。
真正被实验的人是“老师”——负责给予不能完成任务的“学生”以适当的电击。他的面前是电刺激发生器，他手中掌握着从十五伏特到四百五十伏特的电击控制。从“最微弱的电击”开始，到“危险-强烈的电击”，都有明显的标志。当“学生”回答完一个问题，“老师”马上给出下一个问题；“学生”若不能回答，马上给予电击。根据学生逐次所犯的错误，“老师”便增强电击，三十伏特、四十伏特、五十伏特、八十伏特、一百伏特……
当电击增强，受到电击的“学生”便显出痛苦的表情。达到七十五伏特时，“学生”便开始呻吟。至一百五十伏特，“学生”会提出终止学习的要求，至二百八十五伏特，“学生”的反应则是难以形容的叫喊。通常会出现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激烈争论的过程。“学生”要求停止试验，“老师”也并非不想这样做，但是他“有约在身”，他从实验者那里得到的指令不要来自学生的原因而中断实验，不管发生了什么，要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于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最终以破裂告终。
当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电击存在。“学生”是知情者，他（她）只是作出痛苦的表情而已。充当“老师”的人其实是在接受另外一个项目的实验而非有关记忆，即一个人如何接受和服从一项有悖良心的指令。实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沮丧。没有一个人在最初提出拒绝试验、拒绝给予别人电击的要求，令人吃惊的还在于他们越来越表现出来的残忍。对于学生的痛苦仅仅给予“蔑视”对待；当学生苦苦哀求停止实验时，他们充耳不闻；当学生发出尖锐的喊叫时，他们因为“学习过程”被干扰而感到愤怒，同时手中的电击程度却在逐步升高。从纽黑文来的四十名成年实验者中，有三十人把电压调到最高，即四百五十伏特。“那家伙脑子笨，傻瓜，只好给他电刺激”，他们这样解释道。
但这些人并不是生性残忍。他们不过是一些普通的工人、职员、技术人员，是随机抽样被选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残酷”并不是他们的个性特征。实验同样表明，当“受害者”与“施害者”发生近距离接触时，“施害者”残酷的程度会降低；而距离越远，越容易变得残酷。在事后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并不想这样干下去，可那是你们的要求。”“你让我这么做，我有什么错？”
邪恶之事并非是那恶人做出来的。心理学家米格兰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仅仅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他人没有任何敌意的人，也会承担非常可怕的破坏性工作。而且明明知道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已经感到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基本道德规范相抵触，能够选择抵抗权威的人是极少数。比许多人想像的更为简单，事实上，人们甚至并不需要在多大的压力或者恐惧之下行不义之事，只需要一根小小的链条，说是“指令”也好，说是“契约”产生的约束或义务也好，只需要那么一点点，一个人就可以从自身责任的重负下解脱出来，进入一个摆脱道德限制的状态。阿伦特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无思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