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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前前后后
作者：姚金果
1929年陈独秀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后，受到很大触动，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上，他认为自己负有责任，莫斯科也负有责任，是它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绑在一起，使共产党失去自主权。让他不能忍受的是，莫斯科不是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从此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宣传托洛茨基，并向中共中央写信进言，便引发了下面的事情……
陈独秀亮出“反对派”大旗
在接到中央1929年10月6日的来信后，陈独秀于10月10日写了复信。他在信中说：“自从前月二十八日国际代表及中央代表约我谈话以后，又看见你们一些关于党内问题政治理论问题的宣传品，最近又接到你们本月六日的来信，我已经知道你们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陈独秀在信中分析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犯错误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政策之错误造成的。他自己由于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当然也要负责任。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力图纠正。
陈独秀接着指责说：中共六大后，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仍旧继续着传统的机会主义而执迷不悟，结果不但不能认识过去的错误，不能免去现在的错误，并且将来还要做出更大的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中央将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双管齐下，其结果必然要把党送到死路去！中央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却只知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绝不顾及阶级的革命的利益，极力拿中央的威权和组织纪律，来恐吓钳制一切同志的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公开讨论，对不同意见者实行取消工作、警告甚至开除党籍的处分。
最后，陈独秀态度强硬地宣称：“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全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我还要告诉你们：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的问题，决不应该用组织纪律（列宁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你们忘记了没有？）来掩护所能解决的；若用这样方法无理由的开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任的！”
为了尽快解决党内反对派问题，中共中央在远东局支持下，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1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并在10月25日举行的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得以通过。《决议》指出：彭述之等人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大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卖阶级的”；他们同意陈独秀信中的一切错误观点，并拿陈独秀的信在党内进行宣传，而且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企图使党分裂。他们几个人的具体错误是：
彭述之攻击中央是盲动主义；汪泽楷向毛泽民作反党宣传，经过省委警告后，他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认为是同志间应有的事；马玉夫在上海支部、法南支部以及上海总工会和外县工作的同志中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组织；蔡振德把陈独秀的信用复写纸写好，到同志中宣传，还找省委的巡视员谈话等。
《决议》指出：“他们完全是有组织的来攻击党破坏党，如敌人一样的向党进攻，这是列宁党的组织所绝对不能宽恕的。因此省委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他们四人的党籍，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从布尔塞维克中将这种列宁主义的叛徒肃清出去。”
就在《决议》通过的第2天，10月26日，陈独秀即与彭述之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中央的政策是盲动主义加机会主义，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对于中央对托派小组织活动的警告和开除部分人员的决定，他们指责为“滥用中央威权，钳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公开讨论，对于政治意见不同的党员，无理由的发狂的阻止其发表意见，并且超越党的组织路线即不征求支部的意见，不顾支部的异议，悍然由上级机关任意开除和中央意见不同的党员，以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以保全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
陈独秀和彭述之此时已不再有任何忌讳，公然亮出自己的“反对派”身份，他们在信中宣称：
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谠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斗争，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支持。
远在莫斯科的米夫，也再次给中共中央撑腰。11月6日，他在给远东局的信中说：“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中国，托洛茨基分子加强了活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请求提供更详细的通报，以便我们能够在你们同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斗争时向你们提供相应的帮助。”
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当然知道，米夫等人关心中国托派分子的活动和陈独秀的动向，与联共（布）党内的斗争有密切关系。
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于1929年2月12日抵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住在普林斯波岛上。在那里，他联络各国托派分子，筹划组织托派国际组织，并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开始系统发表他的理论文章。他还根据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情况，发布自己的见解，对斯大林及其联共（布）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
远东局成员从中共中央与陈独秀难解难分的争论中，看到了陈独秀所具有的影响力。他们认为，陈独秀利用自己原来在党内的威信，试图把所有机会主义分子和所有反对中央路线、反对中央领导的分子都组织在自己的周围。陈独秀现在正在成为集聚党内所有对立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心。他们明确指出：“托派本身的力量很小，没有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还不能在党内进行什么危险活动，不能充分表现出其反党和反共青团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党内很大的危险是以陈独秀和机会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右的危险”。
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无情的斗争，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政纲”；“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取消派”。
中共中央决定对“机会主义——反对派”发动总攻击了。
11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和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一封公开信，对“机会主义——反对派”进行了严厉谴责，指出其错误是“明显地阻挠党向敌人的斗争，站在完全与共产国际和党的六次大会以及中央现在所执行的正确路线相反地位，积极的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公开的攻击现在的党是卖阶级的无耻语句以献媚敌人，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讨论党的政策，提出与六次大会完全相反的路线，以‘不了解’‘怀疑’的掩饰来攻击党之六次大会的路线，以捣乱式来反对讨论问题的范围与每一问题的结束而使每个会议都没有结果，绝不接受任何会议的决议，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在组织内公开宣传和活动，坐在家里不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以空谈来攻击党现在的策略与行动（如对上海九一示威攻击是盲动主义）”。中央认为，“这完全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与党的纪律的行动。对于这些行动的同志公开警告他还不接受与改悔，党应坚决地予以组织上之最高原则的制裁，以巩固党的一致，决不能有半点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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