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傅彪——最后的印记
作者：张秋芳
彪子第二次手术过程极其漫长，上午10点半进手术室，第二天凌晨3点半才推出来。
很久以后彪子的主治医沈教授才说，打开腹腔那一刻他的心都凉了！癌细胞已经布满整个肝脏，顶出了膈肌，侵犯到胸腔，右肺的一角已经被他切掉，创面是他做的手术里最大的。他恨不得戴上显微镜把所有隐藏的癌细胞切干净，但是他办不到。再切，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
“我一点也不想忍了！”
早上7点多，彪子醒了。
彪子见到我，只“嗯”了一声。我刚要问他什么，他嘴里便喊着：“排长，排长！快叫排长过来！”眼睛恍恍惚惚，话语含糊不清。
我急了，连忙喊来医生：“他说的话不对劲儿。”
医生安慰我别怕，他的麻药劲儿还没完全过去。
下午，他彻底清醒了。
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握着他的手，他费力地告诉我：“疼！快让他们给我打止痛针，这回我一点儿也不想忍了！”
沈教授见彪子紧锁眉头不住地喊疼，忍不住对医生大发雷霆：“医学这么发达，怎么能眼看着他这么疼呢！你们给我想办法，就是不能让他疼！”
沈教授发起脾气很可怕，医生护士都有几分畏惧，但他对病人好是出了名的。与彪子交往这半年，感情已很深，他心疼彪子，见不得彪子再受一点罪。
从那以后，医生给彪子用上了止疼泵。泵针埋入皮下静脉，泵管持续小剂量地释放着药水。
疼痛得到了缓解，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
很多的朋友来看望彪子，彪子不再像第一次术后那样逢人便笑，他哭了很多次，哭得很伤心。
儿子学校的李健董事长特意来看他，开始彪子还能自持，李总临走的时候拉着他的手说：“好好养病，儿子就交给我了，你放心。”
彪子一下哭出了声。
志诚来看他，他对志诚说：“太疼了，假如再换一次，就让医生给我多打些麻醉药，麻醉个十天八天的，能醒就醒，醒不过来就拉倒了！”
志诚悄悄告诉我彪子的话，并嘱咐我要密切关注彪子的情绪。
可彪子从不肯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丧气的话，怕我担心，这就是男人之间的直白宣泄吧，也是最真实的心声流露，毕竟他太遭罪了。
术后不久就上了化疗。
无论吃什么，哪怕是他平时最爱吃的，一进入药物侵蚀过的肠胃，就全部倾倒出来。但彪子依然顽强，吃了吐，吐了再接着吃。
就这样，彪子一天天好转起来，心情也逐渐开朗。但还是吐，翻江倒海。痛苦至此，心里仍不悲观。房间里给他配备了电视机、VCD机，他让我去买马三立、马志明父子俩的相声，买东北二人转。看着，看着，他忍不住“嘎嘎”地大笑，笑着笑着伤口又疼，笑着笑着就会流出眼泪。
他是“哭”着笑，而我却是“笑”着哭。
绝症来临，走了最美
6月3日，彪子安全回到家里。
第二天，小刚、帆子、优哥、奎哥、小陆……都来看望彪子。
彪子撑着病体，陪大家坐在后院里，却没断了张罗。我在厨房忙着做饭，只听见外面的笑声不断。小刚和优哥最会讲笑话，再加上彪子，本来没意思的事都能变得十分有趣。
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但看到彪子很快乐便也一同快乐。
彪子走后，小陆告诉我，彪子那天对他们说：“这回可能快到点儿了，我先去给哥几个打地去。往后咱在那边儿也有人了。”（“打地”是曲艺界的行话，就是“打前站”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产生的这种想法，他从未对我透露过。但想想他病重以后的表现，又想起他的随笔中提到过一句：“绝症来临，走了最美。”我意识到其实他早已视死如归了。
“你是小六子”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自打彪子回来，我们的卧室成了家庭病房，我则成了特护。
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
住院第三天，终于退了烧。
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小刚后来说，他知道那是彪子最后一次和他开玩笑。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
“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在颤抖，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经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的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
“嗯。”彪子点点头。
“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
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他每天问我，儿子今天在哪里。有一天我告诉他，儿子和同学们正一起去看瀑布。
“尼亚加拉瀑布！”他的眼睛亮起来，有几分向往，又像是告诉我他一点不糊涂。
我轻轻拍拍他的脸，称赞他答对了。
彪子的眼神又黯淡下去：“儿子去看尼亚加拉瀑布了，我都去不了。”那口气有几分羡慕，有几分沮丧。
我连忙安慰他：“等你好了，咱们也去。”我想，他心里多一个念想，就多一分力气支撑。
彪子的疼越来越深，越来越持久，每隔几十分钟就要疼醒一次，便要护士给他打止痛针。
彪子已经很少笑。
来探望他的朋友，有的他已不认识，有的当时认识，第二天问起又忘掉了。但他经常会叨念朋友的名字，听到他说谁，我就约谁来，朋友们不管多远都专程赶到。
彪子对我说过一句话，说他羡慕所有健康的人。朋友们来看他，为他做各种事想让他快乐，而他没有力气快乐了。
每天负责送药的护士姓伍，我们都叫她“小伍子”。小伍子只在外间配药，很少到床前。
我怕他意识越来越模糊，便像教小孩子识字似的指着护士们告诉他：“这是小石，那是宏霞。”他便“噢，噢”地点点头。我又把小伍子叫进来，告诉他这是小伍子，她也很辛苦，每天负责给你送药。他抬抬手表示感谢。
随后，我像是检查作业似的，指着护士一一问他：
“这是谁呀？”
“小石！”他看看我，像是询问我答对了没有，我笑着使劲点头。
“那是谁呀？”
“小伍子。”他配合地回答着。
“那我呢？”我笑着问他。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叫我“芳芳”了，有事就“哎”一声。
他看看我：“你是小六子，我老婆。”随后不服地冲护士挤挤眼，大家全被他逗笑了。
我一半心暖一半心酸，病已至此，还能如此玩笑，也就是我的彪子吧。
咬人的黄狗
儿子从加拿大回来了。
彪子并没有显露出十足激动的样子。他一直拉着儿子的手不放，轻轻地说：“对不起，爸爸实在太难受了。”
儿子懂事，第二天便把书包扛来，坐在外间的沙发上，边写作业，边陪爸爸，一步不肯离开。
有一天，彪子突然惊叫：“芳芳，快上楼！后院有条大黄狗。”他说那狗已经站起来了，正要咬人。
“彪子，哪有狗啊？咱们在医院呢，放心啊。”我知道他的意识恍惚了，以为是在家里。
“快走啊！”他吼起来，“快点上楼！”他吐字很清楚，又急又怕。
我担心他情绪失控，忙走出病房，边走边说：“我这就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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