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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被动卷入“文革”
作者：刘武生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对这个《五·一六通知》的真正含义，对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一段话，特别是对其中所说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矛头所指，周恩来当时也是不清楚的。
对《五·一六通知》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道指的是谁。
1967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陆、海、空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时，袒露过他的心态。他说：当时虽然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事实上，不仅周恩来没有理解到，就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也没有想到是指自己。
5月18日，即在《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3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林彪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在会场主席台前的桌子上放着林彪手书的一张纸，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编者注）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聂荣臻看到后，拿着林彪的这个手书，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主席台上的人就让把林彪的这个手书收回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刘西尧听周恩来说起过这件事。他在《“文革”中我给周恩来当联络员》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九一三事件’后，我听周总理说，在1966年通过《五 ·一六通知》的政治局会议上，针对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对叶群的指责，林彪竟提出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叶群在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被政治局多数成员否决。林彪叛逃后，周总理提起此事讲，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荒唐。当时他感到很惊讶！”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主持全会，邓小平宣布全会议程，刘少奇做工作报告。报告后半部分着重讲“文化大革命” 发动以来的工作，对派工作组问题做自我批评。毛泽东插话批评说：“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8月2日，周恩来在全会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北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
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同志。他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刘少奇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京，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着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由此可见，会议气氛紧张到了何等程度。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措辞严厉地指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这张不指名指责刘少奇等同志的大字报，第一次把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分歧公之于众，并且上纲到惊人的高度。
在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周恩来一言未发。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由常委会第二名降为第七名。直到这时，周恩来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写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指的是谁。在会议期间，他两次对廖汉生说，“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后来，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回忆说：
“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对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陶铸“很不理解”，始终没有发言。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在《陶铸与中央文革决裂的内幕》一文披露：
“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
“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讲到他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多次表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他说过：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生事物来说，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年轻人那样思想解放，那样敢说敢闯，没有条条框框。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袒露过这种“跟不上，但要争取跟进”的心态。他说：
“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是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
周恩来的这番话并非客套，而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后来，在许多讲话中还谈到对“ 文革”的认识问题。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大局面。”在谈到“文革”运动的时间安排时，反映了他希望“文革” 早日结束。他提出：“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大区、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以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这个时间表反映了周恩来当时对“文革”确实还“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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