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城乡二元结构跟着农民工进了城

作者：肖春飞　杨金志　丛　峰　刘　丹

　　
　　·民工的名字·
　　本名：民工
　　小名：打工仔/妹
　　学名：进城务工者
　　别名：三无人员
　　曾用名：盲流
　　尊称：城市建设者
　　昵称：农民兄弟
　　俗称：乡巴佬
　　绰号：游民
　　爷名：无产阶级同盟军
　　父名：人民民主专政基石之一
　　临时户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
　　永久宪法名：公民
　　家族封号：主人
　　时髦称号：弱势群体
　　
　　这是诗人刘虹的作品《打工的名字》中的A篇。民工的十五个名字，隐含着一个时代和历史，还透着多少民工的辛酸故事？
　　“民工”一词，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词典解释的“民工”，是战争时期帮助军人进行运输工作或者修建军事设施的农民。在那个年代，“民工”一词，是一个跟战士、民兵一样受人尊敬的称呼。
　　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蓬勃开展，“民工”一词，又成为与工人一起参加铁路、水库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农民的称谓，劳动者光荣，这也是一个受人尊敬至少是中性的称呼。
　　但是在今天，这两个字早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民工，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既非农民又非工人。他们生活在城市里，但被看做农村人；他们干着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汗水洒遍了城市每座或豪华或典雅的大楼，但他们却一次次在“乡下人”的鄙夷声中让心跟着身体一起累；他们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城市，让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以极低廉的成本获得了极惊人的速度，但他们年老力衰时，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社会保障，甚至辛辛苦苦一年干下来，连工钱都拿不到……
　　身份的模糊决定了身份的尴尬与低下，“民工”两个字，就像他们以前曾经有过的另外的名字，“盲流”、“三无人员”、“打工仔”、“外来妹”，透着赐名者深入骨子里的蔑视。
　　“你怎么像个民工似的？”“你真是民工！”……衣冠不整、没有格调、品味低下……统统可以用“民工”二字来形容，甚至吃饭的姿势、穿衣的配色、说话的口气，稍有不慎，都会招致“民工”一词的攻击；就是担负着社会公正责任的报纸，也不时会在法制或社会版上出现这样的文字：“民工模样……”
　　北方城市，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民工进城，腰缠麻绳，夯门不按门铃，看球不知谁赢，买水果先问啥名。”
　　离开没有门铃、足球和形形色色洋水果的传统乡土社会而进入城市、在“民工”这种贬称中辛劳求生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民工数量为六千万人，1999年达八千两百万人，2000年达八千八百四十万人，而到2003年，已有一点一四亿人。十年之间，农民工的人数翻了一番。事实上，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增长的数字。
　　上溯两三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祖父、曾祖父辈都是农民。后来，分化开始，中国人被二元体制分割开来，花开两朵，各自开枝散叶，本是同根同源，然而越来越陌生，有一朵被优待，慢慢看不起另一朵，甚至说它不是花，是草。
　　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它还意味着经济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会身份。一纸户籍，从各个领域将人们分割开来，区别对待——二元户籍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医疗保障制度、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农民在就业、医疗、教育、人才、燃料、生产资料供给、粮食销售、住宅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人均财产方面，城市人是农村人的二十到三十倍，在人均收入方面，城市是农村的六倍，排名世界第一。
　　建国初期，为了迅速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国家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挖农补工”，人为地制造“剪刀差”，使农民艰苦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三十年左右时间里城市从农村“积累”中拿走至少八千亿人民币。而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拿走“积累”两万亿人民币。很多学者因此喊出“反哺农村”的口号，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长期落后，农民长期贫困。农民进城务工是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缺口”，是冲击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力量。
　　人们把民工经济比喻为“一座不冒烟的大工厂，一所不花钱的大学校，一个事半功倍的大产业”，“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民工经济一头连着农村经济，一头连着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美好的愿望与理论，却遭遇了这样冷冰冰的事实：城乡二元结构，却因为民工进城而在城市固化下来，而且正在演变成二元对立。对民工的歧视，不仅是制度上的，更是社会文化上的，根深蒂固。
　　2003年新春佳节，上海一部门组织人员到郊外植树，有本部门职工，也有民工，大家都同样干着活、流着汗，后来要吃中饭了，职工们个个分到了点心，而民工们什么都没有——压根没有想到要为他们也准备一份。
　　“一个国家，两个生活圈”之外，又演变出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一直被学术界诟病、被农民痛恨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就这么跟着民工进城了。
　　他们走在城市里，衣服俗艳而廉价，眼神憧憬而迷茫。
　　城市是如此地近，又是如此地远。
　　
　　一种叫“民工粮”的米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中国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如今常常被很多愤怒青年引申开来自嘲，后面还得加上一句：“赚得比民工还少”。
　　2002年初，新华社记者肖春飞在装修自己新房的时候，猛然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注意的现象：装修民工与污染同眠——大多数装修民工为了省钱，就住在充满粉尘、噪声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
　　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带着工具进入毛坯房准备装修的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铺盖，甲醛、苯、氡、氨……城里人谈之色变的装修污染，却陪伴着装修民工进入梦乡。
　　肖春飞与来自江苏高邮的木工师傅陆正来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你们为什么就住这里？”
　　“住这里当然划算，上海房租太贵，在这里还可以省水电、煤气费，干活也方便。”
　　“你们总是这么住吗？”
　　“是啊，我在上海基本上不掏房租，装修完一家就换到另一家住。”
　　“这里污染很厉害啊！我一进来眼睛就痛，你们怎么住得下去？”
　　“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
　　“但这样会留下后遗症的。”
　　“没事的，我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
　　“要是到你老了，发病了，你怎么办？”
　　“唉，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哪管得上……我身体真的很好，你放心。”
　　他拍着瘦瘦的胸脯保证说，惟恐房东以“污染”为借口不让他住在装修房里。
　　城里人都知道要让新装修好的房子空上一段时间再乔迁新居，但是在上海不少正在装修的房子里，肖春飞看到了不少民工的孩子，有些还是牙牙学语的幼儿，却跟父母住在正装修的房子里。
　　中国的住户消费正进入一个高峰期，装修队伍中，无论是正规的“品牌公司”，还是“路边游击队”，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民工。在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的同时，他们家乡的农村医疗保障机制远未完善，这些装修民工正在为眼前一点利益透支未来的健康。
　　2004年上半年，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
　　从外表看，“民工粮”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颜色发黄，闻闻，还有一种发霉的味道。工地食堂在加工这些“民工粮”的时候，其关键就是浸泡加揉搓，这么一泡一搓，“民工粮”的黄色没有了，难闻的霉味也淡了许多，而且一粒粒的米还白白胖胖的，可谓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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