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天堂就在她的心里
作者：叶 坦
那是1973年初秋，一个嫩寒初侵的清晨。我们北师大英语专业的几个学生在文史楼前打排球，一个球飞出圈外，钱瑗刚好从楼里出来，险些砸到她，她不愠不恼，把手里的书放下，一溜小跑，追过去，把球捡起来，扔回给我们。扔的时候，微笑着，还轻轻跳了一下。好像那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钱瑗。她快乐、优雅，而且对学生很友好，但是一看她扔球的姿势就知道她不擅运动。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见他一面，就把他看出个八九不离十。钱瑗属于后一种人。
很快跟她混熟了，发现她还很幽默。这其实是一种本事，或者说是在禁锢时期的一种巧妙的呼吸方式。“文革”关了七年大门的师大，终于又把门打开了，然而“文革”余风尚烈，领导、教师、学生中均有一批政治骁将。钱瑗通常不去跟他们缠，谈起他们来也少有激烈，她常用的是一种惊奇的语调，潜台词好像是说：“竟然会那样▲！你看多逗啊！”
后来“批林批孔”闹得如火如萘，天天下午不上课，开批判会，正值“无趣到死”（这是钱瑗与我都很爱用的、对boredtodeath”的翻译）之时，她和我都被调去画“批林批孔”的漫画。漫画组四个人，另外两位是与我同届的女生，也是快“无趣到死”的人，不用开会，还可以画画儿，真有一点儿出笼之鸟的愉快，管她画什么！于是经常互相逗乐儿，唇枪舌剑、妙语如珠。渐渐我发现钱瑗常与另外两位女将同一营垒，拿我开心，原因我现在猜，其一是她根深蒂固的女权主义；其二是我当时颇有些自傲，把我“麒麟皮下的马脚”揭露出来，总是她很得意的事。
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据说是伟大领袖写的诗，其中有句曰：“屈子当年赋楚骚，手里没有杀人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便把自己的小折叠刀称为“杀人刀”。钱瑗对此很欣赏，每次找我借刀削铅笔，就说：“叶坦，且把你那把杀人刀借我一用。”有次借刀，她把那话重复了一遍，而且声音相当严肃。我不禁回过头，原来她说第一遍的时候，有位政治辅导员从门口过，听了大惊，又折回来偷听，钱瑗瞥见，第二遍就是说给她听的。当然，我那刀光一现，必然使辅导员失望了，也让钱瑗与我笑了半天。那天她格外高兴，又带我去她家玩儿，给我看了她收藏的一些宝贝，并送了我一幅周思聪的《读书图》，画的是一男一女两个西藏学童。许多年后，看着客厅里的那幅《读书图》，突然发现漫画组的那段日子竟是我在师大最愉快的时光。
钱瑗喜欢美术，也喜欢其他艺术。她并不赶潮流，也不自命风雅，但绝对有自己的见解，所以跟她谈，很放松也很有趣。大概是在漫画组里养成的习惯，我们的交流常常以调侃、揶揄，或者争论的方式出现。有时在文史楼擦肩而过，互相也要来那么一两句，言语间常弥漫着一股好闻的火药味儿。
出国后我时不时地把国外的感受和作品寄给她，渐行渐远，遣词造句也渐渐正规，过去的幽默也渐渐要从字里行间细细体会了。有次我从纽约给她寄去一篇文章，她回信说：
你的《纽约东村兴衰记》我拜读了。正好我看过几篇有关FUN画廊的介绍，所以使我对此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不知你有否在那里展出过你的画。北京最近也有一些青年人的画展，我没有时间去看，从电视上看到几幅，也未脱摹仿某些西方三四十年代的窠臼。我现在对于诗歌的taste能比较“开放”，但对于画就比较保守一点（在英国我特意去参观了两次Tate画廊），对于音乐则最保守，甚至德彪西、拉维尔、Prokofiev等都受不了。
其实钱瑗在很多方面都很“保守”，或者用“文革”前后的套词儿叫“正统”。钱瑗是党员，倘若她是那种拿马列主义当手电棒、专照别人的党员，我早就敬而远之了。她不是那种人，有些话是她信任我，才肯对我说的。其实我也信任她，当时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只因为她在困难的时候替我说过话。
我入师大时，正是工宣队称雄的日子。我以前在中小学均已学过英语，却不得不与工农兵学员们坐在一起，从字母学起，实在是很痛苦。有一天钱瑗兴奋地跑来，对我说：“我在支部会上提了，学生根据程度分班。”然而事态的发展与我们所希冀的正好相反。有几个成绩不好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外语系有只专不红的倾向，造成英语专业的学生两极分化。分班的事不了了之。我只好从外边借了一套英国出的听力练习录音，课下自己听，不料又被某位老师告到上边。于是系总支和工宣队联合召开全系大会，会上工宣队义愤填膺地说：“一会儿汽车嘟嘟嘟来了、一会儿汽车嘟嘟嘟又走了。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吗！”我远远地与钱瑗对视了一眼，她的目光里没有我觉得应该有的讽刺的笑意，也没有忿怒，只是相当严肃。我知道她是不希望我有任何据理力争的企图。会下她说：“今天你表现得不错。以后也别闹了，没有用的。”不过她自己却对系里某些做法数次表示不满，有一次居然在会议上公开说：“××（系总支书记）就是极左。”这句话当时在系里恐怕只有钱瑗敢说。
钱瑗有着江南女儿的秀丽与精致，跟她不熟的人会因之以为她是柔弱的，其实不然。她忠奸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她藏否人物，痛快淋漓。
80年代中期的中国常给人以闹哄哄、乱糟糟的感觉，而这之中的钱瑗却心清如水。可是看着她的信，我心里不太好过，因为我看到了在她像蜜蜂、像蚕一般奉献的同时，岁月的霜雪已悄悄爬上了她的鬓角：
系里现在设法多开一些“创收班”（如为一个公司培训外语人才、教“托福”班、代培研究生），这样，使教师多点收入。有些助教工资虽低，但是如果每一个星期教两个晚上夜校，一个月就多拿150元左右，有的人还要多些。我没有问过别人，但看起来，“超前”消费的水平也不低。我是自己不想去“创收”，所以除工资外，每月还加50～６０元超工作量奖金，可能比一般的售货员都不如，但因我不需要在化妆方面花钱，也不必急于买各种statussymbols来“显摆”自己的身份，所以也还凑合。也许是人老了，对问题的看法与年轻人不同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攀比之心，现在则更是“我行我素”、“自得其乐”了。
钱瑗说她不施粉黛，我倒很相信，想起翦伯赞写昭君的一句诗：“莫道蛾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不过用在她身上应该是“不将颜色媚世俗”：我相信，还因为我知道她不喜欢任何不自然的东西。她讨厌虚假，热爱真实。而在她，研究与教学则是最实在的。她信上跟我说：
这几年我自己比较高兴的是自觉在学业上有所长进，尽管我干了六年行政，但还没有太落后。因为咱们之间有一种友情，所以我可以对你小吹牛。当然，我现在也是矛盾心理，一方面上起课来还是很热心、很严格；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己教出来的学生都不肯当教师（我当然不能阻挡他们的“前程”），一个一个到什么外资公司、到外国的都一去不返，也使我很伤心。
使她伤心的也包括我。自从钱瑗当了系领导以后，每次来信都把系里的“老弱残兵”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跟我数，要我回去以后帮她打“翻身仗”，希望我能给她教莎士比亚及其他戏剧，“当然……能教的课越多越好”。她还提了很多具体的建议：
张先生建议你要“博”，要扩大知识面，而我则认为你在广博的基础上，语言还需“精”、“深”一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知你语言学、文体学、Pragmatics，DiscourseAnalysis之类课是否也学，学一点对你分析戏剧很有好处的。
那时候我确实是准备回国，但不是回师大而是去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怕她生气，便支支吾吾。然而以她的聪明，我是瞒不过她的。不久她又来了一信：
你现在哥大是否还在搞你的比较戏剧？论文完了之后有什么打算？云游世界以后，文史楼这个破地方你还愿意回吗？我们还是欢迎你的，但也不敢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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