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
作者：朱 正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有人（例如罗稷南）想到鲁迅生前多写批判现实的文字，就在考虑：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不会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问题真不好回答，谁知道假如他活着，在整风鸣放期间是怎样的表现呢？是继续写他的乎？抑一句话也不说乎？不知道。人们不是常常听说“重在表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类宣告吗？一个已经死去二十一年了的人，能有什么表现，能有什么事实呢。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啊。
我们无法知道，要是那时鲁迅还活着，会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或疑似分子。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他的交游中，确实有一些人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像冯雪峰、丁玲、聂绀弩、黄源、徐懋庸、施蛰存等人，大家都知道，就不用说了。现在就我接触到的材料中再提出十一人（因篇幅有限，本刊仅摘编5人），供读者参考。由于我接触到的材料非常有限，这远不是鲁迅交游中的全部右派分子。
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出版家。“五四”运动时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为新潮社成员。后参与创办《语丝》周刊。1925年3月，在北京开设北新书局。鲁迅的大部分著译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的。1927年北新书局被张作霖封闭，迁移上海后，鲁迅又为北新书局编辑《奔流》文学月刊。后来因为长期拖欠版税，1929年鲁迅曾请律师追索。但在这以后鲁迅仍将所著《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交北新书局出版。他同鲁迅可以说是关系甚深。
解放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新书局和另外几家私营出版社合组为上海文化出版社，李小峰也就连人带店进了这个社。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为社里农工民主党支部主任委员。
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一个支部看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这篇报道说：“去年12月，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
王捷三（1899-1966）陕西韩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4年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邀请前往讲学，同时应邀的还有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孙伏园等多人。王捷三负责接待，陪同鲁迅等一行从北京直到西安。回京后，鲁迅和孙伏园在中兴楼宴请他，显然有答谢之意。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书信往来（1925年2月18日、20日），这信没有保存下来。
1957年，王捷三是西安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教授，民革陕西省委常委。5月11日，陕西日报编辑部邀请该院部分教授座谈整风问题。15日的《陕西日报》刊出了座谈会上的发言，王捷三说了这样一通话：
各级学校的行政领导由党员担任，在政治上来个大翻身，这是十分必要的，几年来已显示出一定的成绩。至于学术领导究竟和行政领导性质不同。科学造诣不容易马上翻身。我觉得由于各学科部门领导上让资历造诣浅的领导资历造诣深的，无疑是（影响）各级学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领导之所以借重这些人，因为他们靠拢组织紧，能听指挥，其实他们的品质是否好，思想是否进步，还成问题。一般说来，学术水平高的老教授老教员不受尊重，就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限制，也就影响了课业传授和学术研究。而且，刚起来的青年人迎合领导，为了自己上进往往打击别人制造纠纷。这样的结果，当然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这里附带谈一下关于党吸收新党员的问题。有些人说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有矛盾。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认为要扩大党的队伍应该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但吸收时要注意质量。1949年以前党与敌人作血肉斗争时所吸收的党员，我认识的，我都佩服。但现在却有些人品质和思想并不怎样好，他们申请入党的动机就不纯，他们住往立意在运动中表现为积极分子。因为善于歌功颂德，希风承旨，便成了校院长的心腹，常常假借领导威信，自便私图，因而为学校制造出不应该有的矛盾，而领导者尚懵然不知。这种现象在中小学校更厉害。本来，领导者就易于把他自己的威信等同于党的威信，盛气凌人，每每造成党与非党人士的隔阂。再加上一些人的蒙蔽，对人处事自然难得平允，没矛盾会生出矛盾，小矛盾会变成大矛盾，原因在此。所以，我希望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应当格外慎重。
这次座谈会以后一个月，王捷三就在反右派斗争中挨斗了。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编辑家，文史学家。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不久，宋云彬在《国民新闻》的副刊《新时代》上发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一文，希望鲁迅“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多写些文章。鲁迅将他这篇摘引在《三闲集·在钟楼上》里，表示明白这是他对于自己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说自己看见此文的时候还“颇为感动”。这以后，宋云彬还给鲁迅写过一次信。抗日战争期间，他编了一本《鲁迅语录》。
1949年新政协开幕。宋云彬以救国会十代表之一的身份出席。随后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工作。不久调回浙江，为省人民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文联的负责人和中国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反右派斗争的锋芒首先是对准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的。在浙江，民盟省委主任委员姜震中和宋云彬，就被称为姜宋联盟而加以打击了。8月15日《光明日报》以《民盟浙江省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姜震中、宋云彬右派集团阴谋败露》为题，发表“本报讯”，说：
从5月21日至6月27日，民盟省委打破惯例，一连召开了四次“办公会议”，宋云彬说，“过去民主党派是摆摆样子的，今后大有可为了”。……
在浙江省文联，宋云彬除了自己亲自放火外，也和某些别有用心的分子勾勾搭搭。
董每戡（1907-1980）浙江温州人。鲁迅1928年5月2日日记记录了他去拜访鲁迅。因为同乡金溟若翻译了日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找不到地方出版，董每戡就陪他去请求鲁迅帮助。鲁迅就把这译稿在《奔流》上陆续刊出了。
1931年末，董每戡编的三幕剧《C夫人肖像》由美专剧团演出，他听郁达夫说鲁迅愿意看这戏，就托郁达夫送票去请鲁迅来看了。
1957年，董每戡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又是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的委员。5月19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到中山大学同教授们作了六小时的座谈，会上董每戡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插话：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拼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看待的。座谈会结束的时候，陶铸表示，党组织是不会报复谁的，要大家不要怕。（5月21日《广州日报》）
6月8日，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民盟中央的章伯钧、罗隆基受到集中火力的批判。6月15日，民盟广东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章、罗的问题。董每戡在会上发言说：章伯钧、罗隆基的言论不是凭一时灵感而发的，而是有历史根源的。他们又是民盟的领导人，在盟内外都有影响，因此要他们进行检查。但是，他认为，直到现在，报上对他们的错误都没有具体分析，不能说服人。……对章伯钧等的错误，不是要处分他们或是把他们拉下来，而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6月15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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