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探访中亚陕西村
作者：陈 琦
陕西村在哪嗒
陕西村指的是与我国新疆毗邻的中亚地区东干民族群落。东干人实际是晚清时期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被迫西撤，流落境外的回民义军残部的后裔，其中以陕西回民居多，自称“陕西回回”，国内人通俗地将东干人的乡庄称为陕西村（甘肃也有人称其为甘肃村）。
陕西村形成于1877年。清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出于对清政府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反抗，在关中东府爆发了席卷整个西北的回民大起义，起义历时16年。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兵的追杀，义军残部在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携家带口，从陕西出发，一路西撤，于1877年12月从新疆喀什向北翻过天山，跨出国门，进入中亚地区。这时，当初起义时的30多万人仅剩3000多人。当地人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是从“东岸子”（陕西方言，东边的意思）来的，当地人就称他们为东干人，最终就成了现在的东干族，是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经过120多年的繁衍生息，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如今已达到了12万多人，分布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三个相邻的国家，尤以哈萨克斯坦为多，达5万余人。
120多年来，生活在中亚一带的东干族始终没有忘了中国，没有忘了陕西，回到老家是他们永远的梦想。他们把陕西称作“舅家”。在汉字已经失传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顽强地固守并传承着陕西文化。至今，在东干族内部，依然用晚清时的陕西方言土语交谈，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同样沿用着晚清时的陕西风俗，使用的文字也是用俄文字母拼写出来的陕西明清古语。
礼多人不怪嘛
东干人不分男女老幼，个个彬彬有礼，待人接物上很有自己的章法。
人与人见面，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管当天是否已见过面，必先握手，然后“好着呢”、“好着呢”地问个不停。用他们的话说：礼多人不怪嘛。如果有一圈儿人，新来的一个人就要同在场的每个人都握一下手，哪怕是几岁的小孩也不落下，显示了一种礼节上的平等。
东干人就餐大都是在大炕（现多是木制的大床）上或地板上铺张大毯子，再铺一圈儿坐垫，中间放张桌子或是台布，男人们依班辈和年龄层次有序而坐，客人是一定要坐上席的，我每每都享受了这样的待遇。主人给人盛饭倒茶也按照茶七饭八的习俗，叫你不会有当众吃不了的尴尬。而女性则不论老幼，不得入席，这一点是陕西人的老讲究，也可能是他们宗教上的要求，我不好妄加评论。
这里的人们非常讲究论资排辈，年轻人见了年龄大的都要道一声“色俩目供”，辈分小的见了哪怕是比自己年龄小的长辈，也得先尊声大大呀、舅舅呀的才能说其他的话。
有趣的是，在这里，小小的孩子见了你，也会问你“好着哩没”并主动过来和你握手，让人感到娃们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你走在街道上，人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就主动跟你拉话，问你在谁家缓着呢，缓得好哩不好，给家里把“提乐凤”（东干土话，借俄语音，即电话）拧了没有，家里都好着哩没等。东干人之间相互一见面也是这样亲切地问这问那，哪怕是整天见面的人。有的人就感到不适应，凭啥对人盘根问底，只想把人的隐私都打探出来。
我留心体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寒暄，而是对人真心实意的关心。因此，对他们的问候，我都一一地认真对待。
东干人把尊老爱幼的传统保存到几近完美的程度。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的家庭很多，子孙们大了不是没有能力搬出去，而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大家庭，这里的老人们真正的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胡塞的母亲今年75岁，因患高血压，语言和行动功能障碍已经5年，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可他们弟兄四个却争着赡养老人，今儿个在这个家里还没停够，明儿个那个又要接到他家里去。胡塞的丈人家里有天过事（即红白喜事），大舅子嘎金与我在西安就认识，非得请我去。我带了两包从中国骑车驮来的茶叶作为礼物去了。吃了筵席，我才问嘎金今天过的是什么事，原来是他的爷爷去世30周年的纪念日。这样算来，东干人一年到头要过的事就多得不得了了。
东干族实行土葬，老人去世后立即通知亲朋好友，前去吊唁，坚持伊斯兰教“速葬、薄葬、简葬”的原则及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入土为安”。在营盘有一个大坟园，其他乡庄的陕西回民去世后也都要埋进这个大坟园，讲究“根子在营盘，亡人进坟园”，以求世代不易，辈辈相传。送葬时妇女只能在大门前向死者告别，全村男人一直送葬到墓地。东干人除保留头七、三七、周年、三周年纪念死者的习俗外，还在死者下葬后的第四天、七天、十四天、二十一天、四十天、一百天时祭祀。东干人有很强的祭祖传统，不忘先祖，不忘根本，起名时都把第一代过境时先人的名字当作父姓，如白彦虎、冯老二、黑老五、马老六、大吴、马树海、石娃子等，一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啊，淳朴厚道的老陕回回。
老地窝儿的人好着哩没
在陕西村，人们见我问得最多的、也是最关心的就是陕西老地窝儿的人都好着哩没？光景有这边好哩没有？吃的穿的有这边好哩没有？对这些问题，我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解答和宣传。因为长期的隔绝，大多数的东干人对今天的中国、今天的陕西几乎一无所知。我到了那里，许多人还说我是“大清国”来的。加之过去苏联一段时间的反面宣传，使许多人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现实大相径庭，他们觉得中国人现在还缺吃缺穿，十分贫困。我给他们用陕西方言认真宣传，大概意思是：中国早已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不低于你们，要不我一个老百姓怎么能来你们这里自费旅行。只是两国的基本国情迥然不同，你们地多人少，而中国正好地少人多；你们鼓励生育，越多越好，而中国如果那么做就是违反国策了。就拿小汽车来说，不是人们买不起车，如果像你们这样每家都有一两台车，那中国就得在天上或者地下去建停车库了。
说起中国，年龄大些的人还向我提起1969年中苏边境上的珍宝岛事件，他们说中国先侵占了苏联的珍宝岛，苏联人一生气说谁都甭占了，就把这个岛给炸平了。这显然只是听了苏联的一面之词。我就说中国侵犯苏联绝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毛泽东给全国的人都说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苏联打进来了，中国军队还击那完全有可能，因为毛泽东又说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说东干人中就有参加了当时战斗的，因为苏联当时青年到了18岁，都要到军队服役，有很多人当时就在中苏、中蒙边境上当过兵。赖赖20世纪80年代前后就当了4年兵，我那时也到了部队。我跟他开玩笑说，当时如果两国打起来，兴许我们还认识得早一些，逗得胡塞直笑。
那天，赖赖在我跟前说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他说：“你们中国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嫌麻雀跟人争着吃粮食，就把全国的麻雀都打死了，后来粮食多了，又想要麻雀了，才从印度买了些麻雀。”说得还好像有鼻子有眼的，连坐在旁边的胡塞似也信以为真。我回击他们说，你们太可笑了，也不想想，首先中国那么大个国家，把全国的麻雀能打死完吗？再说印度能把麻雀一只一只地活捉，再卖给他的邻国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们还讲是文化人呢，对中国也太不了解了。中国有个时期确实发动全民除过“四害”，那不单是为了保护粮食，更重要的是为了讲卫生防病。你们懂吗？一场好好的爱国卫生运动，怎么传到他们这里成了讥笑中国的话题，弄得人一头雾水。
赖赖在路上还有一次取笑中国，遭到我正言厉声的训斥：“我只给你说一遍，马赖赖。你不要忘了我车前挂着的五星红旗，中国咋了？没有中国就没有你娃。你怎么奚落我都行，但绝不允许拿国家开玩笑，我说你们哈萨克斯坦不怎么样，你高兴不？再说不三不四的话，我就坚决调头回国，不到你们那儿去了。”赖赖也知道自己错了，只是嘻嘻地傻笑着。此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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