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台前幕后

作者:李金明











  
  1973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发生过一次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当时,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多猜测。30多年过去了,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严峻性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会看得更加清楚。
  
  国际局势乌云压城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和苏联边境领土纠纷渐渐升温,并趋于白热化。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了多次边界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谈判破裂后,苏联领导人下令把军队开进蒙古人民共和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在其本土的亚洲部分和蒙古共驻扎70多万兵力,把军事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感到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中苏领土纠纷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从1964年10月15日至1969年3月15日,苏联挑起边界事端4189起,军事部署上,由70万人增加到114万人,并且不断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侵华战争做准备。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在黑龙江珍宝岛苏军与我军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双方都有上百人的伤亡。1969年3月5日,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1969年6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多次召开战备会议,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做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9月30日,疏散了北京几个机场上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机场人员配发了武器,准备打击入侵的敌机。10月中旬,为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疏散了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和老同志,许多大城市也进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全军进入紧急状态,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种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期。但是,对于战争何时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战区主要在哪里,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因此,作为大军区主要领导,熟悉全国多个战区的情况是有必要的。八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干部交流经验,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这应该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内斗争乱云飞渡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73年8月24日至28在北京召开的,比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仅仅早4个月。这次会议中,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数由上一届的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增加到9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四人帮”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进入了最高领导核心,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因为年轻,国外都猜测他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表面上看,“四人帮”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其实,因为叶剑英、朱德两名老帅进入了政治局常委,并且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加上周恩来的支持,“四人帮”的阴谋仍然不容易得逞,党内斗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在江西“改造”的邓小平回到北京,更让“四人帮”感到不安。
  1972年1月,陈毅元帅不幸逝世,1月10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表示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契机,便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邓小平得知后,于1972年8月3日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些工作。毛泽东接到信后,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就这样,邓小平在江西度过了3年“改造”岁月之后,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同年3月16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毛泽东整整80岁,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前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叛逃,死在了蒙古,这对毛泽东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自己精心挑选了多年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林彪,竟然是身边的定时炸弹。他曾经有过较长时间的痛苦反思,不得而知。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急于安排后事,为下一代领导人打好基础的想法越来越明显。
  受命于危难之中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清醒地认识到,林彪把持军队工作12年,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干扰和破坏十分严重,许多单位的问题已经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紧紧抓住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个中心环节,大力开展各个方面的工作。他和军委办公会议人员一起着手筹备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并多次派出工作组,下到各大军区了解情况。叶剑英认为,军队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大单位(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是军队的“上层建筑”。而基层部队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基础,军队必须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军队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狠抓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二是进行组织调整。
  叶剑英的这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大家注意到,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也坐在了茶几旁。会议开始,毛泽东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会客室里鸦雀无声,大家等着他下面的话。大家明白,毛泽东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虽然没点名,但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那段时间是周恩来和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主要的还是周恩来在主持。谁也弄不清楚,王洪文和江青又向毛泽东进了什么谗言。
  毛泽东再次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说完,他停顿片刻,扫了大家一眼。
  
  会客室里,静得掉下一枚针都能听得见。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也感觉到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换了一个话题:“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完这句话,他转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对于他来说,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没有任何工作上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王洪文听完,连连点头,虽然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取代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和地方上人民武装部对民兵工作的领导,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是,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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