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周作人附逆的性格分析
作者：耿传明
鲁迅和周作人虽是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鲁迅的性格比较峻急，热烈而又冷峻。周作人则比较安静、和缓、低调，虽然偶尔也有强硬的时候，但差不多都是被激发出来的自卫性的决绝和反击。
“知子莫若母”。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所以责任心重，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期望值也高。周作人是老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没有多少感觉，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过分敏感。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特别是到南京读书，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鲁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幸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平时饮食小心，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1932年，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并生下了周海婴。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病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及至病情日渐严重，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就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老母生病情况。
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等到鲁迅一回北平，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
鲁迅回家，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并亲自服侍，多方安慰。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精神也好多了。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谈到八道湾，老人家告诉鲁迅，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还告诉鲁迅，“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真是知子莫如母啊。
1936年，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
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我苦哉，我苦哉……”
他的责任心的薄弱，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的身份有关。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最为得宠。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看到，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相应地，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但这对老二来说，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嫉妒的因子，一旦有小事引发，很可能会唤起旧怨，导致裂痕扩大，甚或割席断带、彻底决裂，不可收拾。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
周作人一直记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对他报以老拳的事情。可见鲁迅的偏急、峻切，和周作人散漫、固执会产生怎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是因为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总之有大哥在场，做弟弟总是感到有点拘谨、压抑，特别是有一个鲁迅这样能干、严肃而且有点尖刻、强悍的哥哥。
除此之外，周作人的性格中，确实还有一种“居家和尚”式的淡漠，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解脱出来，遗世独立，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
鲁迅对周作人的惟一评价是“昏”。此字并非尽是谴责，而是说周作人是一个沉溺在内心世界里的内倾、固执、自负、不通世故的人，对外部世界兴趣不大，不愿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沟通，社会现实感薄弱，不明大势，很可能会孤行己意，步入被四面包围的绝境。
周作人的性格中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回避激情、崇高以及戏剧化。他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知堂回想录》中，就挑出了不少鲁迅回忆中所谓“诗化的成分”。他说，鲁迅具有一种小说家、诗人的天性，即使生活中并无其事，也会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虚构，使事情戏剧化、激烈化；他周作人自己呢？则纯是散文家天性，追求的是平淡与自然，即使是会激起激烈的情感反应的事，在他那里也会被淡化处理，不愿陷进情感的漩涡中，喜欢冷然旁观，或以诙谐幽默、自嘲来化解心中的块垒。如他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颇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周作人性格的沉静之中，也包含着清高、孤傲的因素，他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因为在同乡、朋友相聚聊天的时候，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观、沉默，不和大家打成一片，使蒋抑卮感觉他很骄傲、清高，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他对这个绰号看起来也能接受，不然不会在以后起了个“鹤生”的笔名。
他在北大讲课，据说听讲的学生极多，大都是慕名而来，校外、校内的听众挤满一屋子。但要说他讲课的时候的风采，那是谈不上的。晚年冰心被邀写一写周作人，老人给邀请者陈子善写了这么一封回信：
关于周作人先生，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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