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费正清教授
作者：李欧梵
到哈佛念中国近代史，主要的目的就是跟随费正清教授。我当年亦有此想法，但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业师，然而在考博士口试时仍请费教授主考我的中国近代史，以示对他的尊重，其实我并没有选修他太多的课，大多是旁听。
费教授是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此乃举世公认，我们学生私下也常用他中间的名字——King作为他的绰号。他为哈佛本科生开的两门课最为叫座：一为“近代东亚文化”（俗称“稻田课”）；一为“中国近代史”。前者是和当年日本研究的泰斗（后任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教授合开的，两人为此课所写的两本教科书：《东亚：大传统》和《东亚：现代的转化》也是我们当年研究生必读的“圣经”，前者为“旧约”，后者为“新约”，可见其内容之详尽。尤其是后者，我们都把它当“史实”来读，所以事无巨细，我们都读得滚瓜烂熟，甚至连费教授的简单有力的文体也背下来了，譬如讲到1870年“天津教案”的一段，就说（大意如此）“英国领事举枪向……射击，不中，再射一枪，击毙……”，当时我最欣赏的就是这“不中”一语，英文只有一个字——“Ｍissed”，传神之至。
这类历史细节是费教授的特长，他授课也是如此，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上课开讲先来一句：“Ladies and Gentlemen”，立刻进入正题，毫不浪费时间，更没有废话或“转弯”。据闻他第一次开“东亚文化”大班课的时候，为了引发低班学生的兴趣，时常辅以幻灯片，他在第一堂课放的第一张幻灯片就是一张中国的稻田，然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是一块稻田，这是一头水牛……”学生们因此把此课叫作“稻田课”，是哈佛有史以来持续最久（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现今）的课程之一。
费教授教的“中国近代史”当然更加仔细，其中尤以传教士的活动以及晚清自“同治中兴”（大概想要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比美）以后的改革运动最为详尽，所以学界往往把费氏的理论归纳为“西方影响与中国反应”的模式，后来引起不少批评，无须我在此赘言。他的这个模式，显然得自当年社会科学上极为流行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理论，也许受了韦伯（Max Weber）的影响，特重制度上的“合理化”和“效率化”，而没有“人味”。换言之，他没有把人的因素和文化的复杂性列入考虑和讨论的范围，所以他的书读来枯燥无味。
我的这种思想上的不满情绪，终于忍不住向费教授发炮了。在他开的一门阅读课中我大胆地借义和团为题发表我的谬论：为什么费氏的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论述基本上都从西方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什么义和团的“奉民”都是没有嘴脸的暴徒？这批下层人物的“心灵世界”该如何描述？他们的入教仪式（和太平天国一样）是否值得仔细研究？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怎么没有进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而只是一味抄袭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最后我竟大言不惭地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人在哪里？！”此语一出，班上的同学都很惊愕，觉得我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然而费教授听后，非但不以为忤，还露出他罕见的笑容对我说：他也感觉到这个缺点，所以正想说动史华慈教授和他合作，另写一本教科书。
从此之后——大概是我入学后的第三年——我和费教授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他公开称我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可能指的是我在为学上的自由心态吧，我从此也更以此自居，逐渐在思想上独立起来，不再完全相信老师说的话都是至理名言。而费教授似乎也对我另眼相看，非但请我（当然也有其他人）参加他家的茶会——每周三下午定时举行，我也因此认得他的夫人费慰梅女士——还不止一次请我和少数研究生在周末到他的避暑山庄（在附近新罕布什尔州的弗兰克林）去小住，因此我也认识他夫妇收养的两个女儿，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费教授人情味的一面：对他的女儿平易可亲（其时他已六十多岁，而他的两个女儿尚未成年），而对他的夫人和老母更是敬爱有加，在这一方面他是典型的正人君子。因为他出身寒微，所以自小养成生活朴素的习惯。我们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他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我们先洗一个“自然澡”。劳动过后，简单的晚餐吃得也格外开心，晚餐后闲谈一阵（往往是他夫人的话多），他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清晨他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在住屋附近）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费教授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大概在六时左右、七时不到——甚至在洗漱时——就开始一一打电话给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写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写完？有什么问题？我个人后来写博士论文时也有此经验，他的学生无一幸免。上午四个小时他决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他的住所——Winthrop街四十一号——距离图书馆仅数百步之遥，散步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后来他对我说：“几十年来我省下不少时间！”又谆谆告诫似的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我至今奉为金科玉律，但读起书来恐怕没有他那么专心。
费教授办事条理井然，而且事无巨细一定亲自料理。记得我当时论文尚未完成，竟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费教授非但欣然答应，还为我弄到两千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记得我成行前去见他致谢，他给我三封信，要我在适当时机交给他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后以研究毛泽东享誉学界），记得我把费教授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博士口试的时候，我是中国近古史考得最好，还记得杨教授问我海瑞罢官的问题，我也对答如流。到了考俄国史的时候，派普斯教授问我关于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治下的版图问题，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从来没有准备地理。后来他又问我列宁从瑞士坐火车返回俄国圣彼得堡领导革命的时候，有没有接受欧洲政客的资助，我说当然没有。他却说根据刚发现的史料，证明确有其事。顿时气氛变得很严峻，我也越答越差，草草收场（事后思之，我显然对俄国革命太过热心，而他却比较保守，根本不喜欢列宁）。
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的时候，费正清教授不慌不忙地说：“Leo，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dates）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
“1913年。”我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
“那么，太平天国的军队哪一年攻下南京？”
“大概是1854年吧！”
“哪一日攻克的？”
我怎么知道？！
“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哪一年进的耶鲁？哪一年毕业？”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娶了一个美国太太。”
如此一来一往，他连续问了我不下十来个日期，我最多答对了一半，情绪从此一蹶不振，斗志全失，勉强敷衍到终场。费教授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我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自知凶多吉少，泄气之余，只有准备重考。自从进哈佛以来，我一直一帆风顺，这次惨遭滑铁卢，是否自己太大意？准备不足？其实我花了将近两年工夫，记了无数页笔记，他那本“新约圣经”——《东亚的现代转化》——读了又读，就是没有背历史大事和小事发生的日期。我还准备了一大套自己对近代史的看法，结果完全派不上用场。完了，完了，看来费教授在“整”我，因为我曾在他的课上出言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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