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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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 烨等











  
  性情互见的“怀念”
  ——读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
  
  白 烨
  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一书终于见书了,我有一种隐隐的欣忭。之所以为之暗自高兴,是因为这本书的成书与我多少有点关系。大约是在2002年3月首届“春天文学奖”的颁奖晚宴上,与王蒙等人同桌就餐,闲聊时说到书的选题,我提议说,王蒙有关怀念文坛名人的文章,有种特别的味道,再写一些,可以好好编本书;并说这类文章既好看耐读,又有史料价值,云云。王蒙听了此话,很以为然,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可以考虑;而在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刘玉山当即表态,说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选题预订了。
  去年年底,就听说王蒙的怀人文章已结集成书,取名《不成样子的怀念》,很快要出版了。但在年初的图书订货会上,并没有见到这本书;又有人传言说“上边”过问了,书虽已出版但要推迟发行,等等。因而在5月份拿到这本书之后,不免有“终于来了”的感慨。
  从做书的角度看,《不成样子的怀念》一书,也还有可在收文上再做权衡和在编选上再予打磨的空间。比如,为了凑足一本书的篇幅,收入了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性文章,因与另外一些怀念性文章非属一个类别,看起来不甚谐调;另外,书中有一小半文章的描述对象是中壮年作家,这些人都还健在,并常能见面,以人们常用来思念故人的“怀念”这样的用语来统摄包括他们在内的描写对象,显得有失准确。但如许的一些瑕疵,显然不能遮掩这本书逼人的光彩,而这本书的光彩,主要闪现于作者对故去的文学大家和文坛前辈的很见性情的追忆与怀念。
  忆说故去的文坛名家与大家的文章,我们已见过不少,但此类文章大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描述交往和讲说事件,好一点的还可以见出人物的些许性格,而更内在的性情之类的东西就基本上看不到了。而王蒙的怀人文章与此明显不同,他也讲交往,说事情,但他听话听音,由事看人,文章更注重知人论世和知世论人,因而他笔下的怀念对象无不在文章里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有的甚至能让你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叹息。
  曾以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获罪的萧也牧,人们已很难在现成的文献中找到他更多的资料,王蒙的《萧也牧,一个甘于沉默的人》,写了他与萧也牧的数年交往,萧也牧除了谈论小说时“两眼放着光”,更多的时候“话里带着一种苦味”,“脸上总有一种苦相,有一种生理痛楚的表情。”“他好像越来越知道写小说是一件‘凶事’,而他又遏制不住自己。”这既让人看到了“批判”如何改变着一个人的命运,改写着一个人的性格,也让人看到了一个作家是怎样为文学而痴迷,又怎样的为文学而困惑。写到老一辈文学家如何酷爱工作到一种下意识和无意识的地步,王蒙只用几个小小的细节,便表现得活灵活现。如写荒煤,已经住进医院而且身体相当衰弱,但见了王蒙,依然开口就是“关于电影……”;如写周扬,已患脑血管障碍在家疗养,“而且说话词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但当要告辞的来访者不经意中提到一个会,他竟然立刻“眼睛一亮,‘什么会’?”这些微小又典型的细节,活画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让人们既为他们的忘我和敬业而纫佩,也为他们的“目光如电”和“闻风抖擞”而心存畏悸。
  《不成样子的怀念》里,重头戏无疑是有关胡乔木、周扬、丁玲等人的几篇怀念文章。胡乔木作为长期以来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领导人,一直具有着真懂政治的革命家和深谙文艺的思想家的双重身份,又肩负着要批评在他看来是错误的倾向,维护在他看来是新兴的力量的双重使命,这样多个“双重”,使得胡乔木的个性既复杂又莫测。王蒙文章里把这样一个独特的性格也揭示得淋漓尽致:他主张必须对有“否定革命文艺”之嫌疑的“现代派”展开批判,又要“保护乃至支持”比较接近“现代派”的王蒙;他既赞赏王蒙借鉴了意识流的小说创作,又告诫他在文学探索的道路上“不要走得太远”,这种“鱼与熊掌,都要兼得”的两全又两美的做法,甚至发展到后来“批了周扬又赠诗给周扬”,既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了某种“表演性”,又在实际效果上几面“不讨好”。但在这些看来“两不耽误”、“两头都抓”的行为方式中,实际上又体现着他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想法,以及既讲政治性,又讲“人情味”的做法。在无数个这样的胡乔木行为方式里,人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特色与个性特点高度融合所构成的举无遗策又秀出班行的“这一个”。
  《周扬,目光如电》,从周扬五十年代的“如日中天”,写到八十年代的低调复出,以蒙太奇式的片断组接,写出了一个当代文坛掌门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的个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的周扬,“言论锋利”,甚至“寒光闪闪,锋芒逼人”;而在新时期复出之后的周扬,则“苦口婆心地劝导作家要以大局为重,要自由但也要遵守法律规则”;“多次向他整错过的同志道歉,泪眼模糊”;并就创作自由、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讲了许多不无争议的意见”。不多的几件事娓娓道来,一个先前具有政治家气势而后具有政治家气度的周扬,交错跃然眼前,文随时世的剧烈变迁、人随时运的沧桑演变等诸多况味,也都纠结其中,让人唏嘘,引人深思。
  《丁玲,令人思量和唏嘘》,可谓是由颇见性情的文字描画出了卓见性情的丁玲。这篇文章主要讲述在新时期复出之后的丁玲,但又由她的种种行为动作,联系到她坎坷的过去,讲述她那些造成某些误解的讲话和举动背后的心理与情感的依据所在,如因为“就是不服”而对当时的中青年作家的写作颇有微词;如因想证明自己“不右”与“革命”,而一再否定自己过去的小说创作;如在好多方面想与x x区别开来,不得不“打起另一面旗子”。王蒙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一方面从自我意识和严峻处境的角度,分析了丁玲某些说法和做法的来龙与去脉;一方面以丁玲对沈从文的反批评和丁玲在一些文章里的说法为依据,用一种论说的笔调,讲述丁玲从“真诚的信仰”到“利害的考虑”,“对于革命”、“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以及以种种别人所不理解的行为来为她的“革命老作家”的身份做自我证明。应该说,文章中除了“她有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的说法稍嫌轻佻之外,其他的描述与论说,充满了善解人意的真知灼见,甚至让人看到在丁玲有些变形的晚年里,风云变幻的历史、矛盾重重的恩怨在她身上的深重投射,或者说“革命”时势如何对“投身革命”的文人按照它的需要所给予的雕塑、打磨和掣肘。在这个意义上,曾经得到过“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高度评价的丁玲,委实是当代文坛各种矛盾错综纠合的一个典型个案。
  王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一书中,诸如这样的“焦点”、“热点”与“亮点”,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王蒙的这些怀人的文章,之所以好看、耐看,并不在于他抖出了什么“秘史”,爆出了什么“猛料”,而在于他投入了自己的性情去激活描写对象的性情,正如他在《序:人与时间》里所说的,他追求的是“一种相通,一种直言”,而这正是这本书值得人们切实关注的因由所在。
  
  从《骑兵军日记》到《骑兵军》
  
  □ 止 庵
  伊萨克·巴别尔著名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与他此前参加布琼尼骑兵军时所写日记的关系,说来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日记每每见到“要写什么”的自我提示,后来大都写入《骑兵军》中。日记还记录了《骑兵军》某些情节的素材。最早将巴别尔的日记与小说详加比较的大概是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他曾列举日记与《战马后备处主任》、《基大利》两篇小说的相关内容,说明“巴别尔描写的是他看见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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