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编《毛选》的回忆
作者：龚育之
作为一位著作家，毛泽东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
毛泽东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从主办《湘江评论》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说，是以鼓吹“民众的大联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过花甲了，他一度设想不但要从国家主席而且要从党的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退下来做什么？他的首选，还是做个著作家，在报上写专栏文章。
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在斯大林动议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辑正式的《毛选》了
一九五一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选，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的确作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动议以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已经发稿。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六月底就会出版，希望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
但是，因为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据即将出版的逄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一百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已经编定的校正本毛选第一卷的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十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部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分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不过，这书的出版，距过去通报苏联的时间（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已经推迟两年多了。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卷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一九六○年才出版。
这一卷显然是重新编过的，内容同原来设想的不同，只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毛泽东一九六○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带领几个人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不像在石家庄那次那样，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毛泽东自己来做编辑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审读别人帮助整理的文稿，审读别人起草的题注和注释。
毛选四卷出齐以后，毛泽东不准备接着就出第五卷
第四卷出版，包括建国以前毛泽东全部主要著作的毛选四卷就出齐了。
是不是接着就要出版毛选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一九六二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一九六四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从毛选四卷中选出若干篇，又从建国以后的著作中选出若干篇，供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建国以前著作那部分，主要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这是编毛选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篇重要著作，一九六一年已经在党内印发过；建国以后著作那部分，有过去已经在报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新整理发表的。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包括建国以后若干篇重要著作的选读本，可以满足急迫的需要，毛选第五卷的事还是没有摆上议事日程。
这时还出版了一部（两册）很有用的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附以类似索引的“各篇细目”，是田家英主持编成的，不过摘录的范围仅限于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著作，而且发行范围仅限于很少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得外传。
经不住不断提出的进言和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可以选择他建国以后的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一篇篇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于是，一九五六年讲的《论十大关系》，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党内印发了，印发时中央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份整理稿还不满意，先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将来修改。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党内印发了，这是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之后，王任重最先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经彭真、陆定一、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推敲修改，再经毛泽东认可，才发出的。我因为参与准备《二月提纲》，跟随许立群到了武汉，偶然地得到机会，参加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推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
我参加过一段毛选五卷“材料组”的工作，因批邓风云而中断
“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央是不是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呢？一九七○年批陈伯达的时候，涉及他在编第五卷时的错误，但没有听说他是瞒着中央的。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和武成殿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一九七五年十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原稿写得不错，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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